金观涛：中国两次启蒙运动与社会现代转型的探索和未竟使命｜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中，“启蒙” 始终与 “反传统”“西化” 紧密绑定。那么，两次启蒙运动的核心真的是抛弃传统、照搬西方，其未竟的根源又是否仅在于外部环境的干扰？长久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简单标签化为 “全盘反传统”，1980年代启蒙则被视为对五四的单纯复刻，而 “救亡压倒启蒙” 的论断更成为解读其中断的主流认知。

但史实恰恰揭示了深层逻辑：五四并非全盘西化，前期核心是强调现代价值的普世性，批判的是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后期却因回归传统一元论思维，重构了西方现代价值；1980年代启蒙也绝非简单回归，而是传统思维模式对现代价值的盲目重构，力图通过全盘反思传统超越五四的激进。两次启蒙的共同困境，不在于反传统的程度，而在于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不彻底：五四打破了传统道德内容，却恢复了一元论结构；1980年代试图解构这种重构，却未能完成深耕。

由此可厘清启蒙未竟的核心根源：中国的启蒙从来不是 “反传统” 与 “守传统” 的二元对立，而是现代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复杂博弈。只有将传统思维模式及现代价值的重构过程，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才能真正突破 “未完成” 的循环，这正是两次启蒙留给我们的关键启示，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命题。

图：丰子恺 《小松植平原，他日自参天 》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

文/金观涛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加坡。第一次是1988年来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儒学国际会议。第二次是十五年前去马来西亚路过顺访。这一次最值得回味，因为正值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应南洋理工大学邀请，我能在《联合早报》等机构举办的纪念活动上作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回顾和反思。

令人感慨的是，在使用中文的地区，新加坡举办了如此大型的有公众参与的“五四运动当代回想”的讨论会。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在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诸位汇报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分享我们思考的一点心得。

一、何为启蒙：九十年后的反思

虽然胡适之先生早就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将其定位为启蒙运动却相当晚。实际上，这是1980年代的事。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惊醒，认识到高举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仍是当代中国的使命。

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一样，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于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认为它是被救亡压倒的。

今天，1980年代亦已成为了历史。我们在中国经济起飞而文化建设面临普遍迷惘之际，迎来了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想，九十年已是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作出今日之反思。

第一个要思索的问题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是否准确？“启蒙”这个词在中文里的原意是摆脱蒙昧，儒学常把一个人识字认识道德伦理的意义称为启蒙。后用“启蒙”译enlightenment，意识到它和现代性传播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讲，1980年代中国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位于启蒙是颇不寻常的。这是第一次从社会现代转型而不是从道德意识形态意义来看新文化运动。

那么，什么是社会现代转型意义上的启蒙呢？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谈启蒙时曾给出一个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请注意，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仅仅是人摆脱童年的蒙昧能应用自己的理性，而且还强调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即有能力和勇气不受社会和他人（历史和现实世界的权威）意见的支配，由个人作出判断。

这里蕴含着两种全新的价值，一是理智（我们称之为“科学理性”）必须是可以超越信仰和道德的，二是个人独立。理性古已有之，但在现代性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理智不能独立于信仰和道德作为判断是非和价值的最终根据。我们把独立于信仰和道德之理性称为工具理性。故启蒙首先意味着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制度和行动正当性最终标准。第二点更为重要，该理智的运用不必经别人的引导，它完全是由个人独立自主的决定，即每一个个人必须是独立、理性而自由的。它相应着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制度和行动正当性最终根据。

图：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我认为，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是现代性的三大基本价值。因此，所谓启蒙，就是指意识到必须确立现代基本价值，或者说用现代价值反思和重新塑造人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必须以现代价值为根据，如果传统价值与其不合，则应通过反思传统确立现代价值，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把新文化运动定位于启蒙是妥切的。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出现重新审视一切价值的潮流。科学和人权（个人独立）成为反传统的利器，亦是检查一切观念和制度是否正当的标准。以往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定为科学与民主，我更愿意用科学与人权。因为民主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来自于人权，即政府的权力来自于每一个个人权利的让渡。

在五四科学与个人独立的旗帜中，科学即科学理性，个人独立即为康德所说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也就是个人自由（人权）作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确立。在此以前，科学和人权（个人独立）在中国从未成为正当性最终标准，也没有用它们来重新检讨一切价值。

此外，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出现了民族认同的新形态，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当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争取自由与反思传统、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行不悖，这些观念突破知识分子小圈子，成为动员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开启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使得白话文成为华文的主流。从此，白话文为文学、报纸在20世纪发展开辟出更广阔的前景。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次伟大的启蒙。

二、“五四”的多面性：启蒙和道德意识形态的重构

今天，第二个必须思索的问题是：作为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是否达到了它预定的目标？这涉及到如何看待1990年代至今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评价。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除了肯定其启蒙的口号和价值外，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开启了激进主义思潮，令不断革命主宰了20世纪中国。这些批评虽然和西方反思启蒙有关，但主要的着眼点是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当代问题出发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一个批评是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在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传统文化虽不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但它往往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道德生活中仍起重要作用。

很多人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主义抛弃了中国传统，以致中国文化出现传承的断裂。传统道德荡然无存，使得当今中国文化和认同出现真空，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应对此负责。另外一个批评则是，它导致意识形态的统治和极权主义体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人以立宪和共和作为现代化目标，而在五四以后，革命乌托邦和党国体制出现，宪政改革对中国大陆至今仍可望而不可及。在某种意义上讲，今日中国仍陷于政治改革的困境之中，这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有关系。

图：林风眠《天晚渔舟》（局部）

针对以上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可以用1919年为界把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需要分阶段去看。其实，提倡科学和人权，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1919年前后，随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引起的社会思潮转向，左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压到了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潮流势必影响到中国。又由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学生发起强大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启蒙思潮也发生了转向，主要是反思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性。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191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人权、民主、科学等价值，其结果就是对这些价值实行重构，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最后由这些中国式的现代观念整合成压倒个人独立的革命意识形态。

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家意识形态统治，它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退出了中国政治中心，不再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那么，1919年以后整合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我和青峰提出一个观点，1919年后，也即在新文化运动后半期，中国完成了意识形态更替，产生了马列主义或三民主义两种新信仰，由这两种信仰组建了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党和国民党。1920年代以后，国民革命发生，中国出现了用革命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和新道德意识形态统治、国共两党党国体制的形成。今日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和这一历史有关，因此，追溯历史、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今天我们做五四的当代回想，就是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反思：第一、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属于哲学和应然层面；第二、要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完成了启蒙任务，这是从实然层面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回答它为何具有令人困惑的多面性。为什么伟大启蒙运动启动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发展过程，同时又带来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困境？这两个层面的思考都需要我们综合哲学和历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放到社会现代转型大历史中去。

所以，我今天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因、它的展开、后果以及历史定位时，不仅把它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中去看，而且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来检讨。唯有以这样的反思意识和历史眼光，才能看清楚今日中国的问题。

三、19世纪的全球化和中国第一次现代化高潮

用大历史眼光来看，也就是从中国社会长程发展和人类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要纠正的是1980年代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1980年代知识分子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启蒙之时，是因为意识到个人解放被集体主义压倒，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建立党国所带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很有意义的；但将此简单地归为启蒙被救亡压倒，即救亡的凸显使得启蒙价值在中国没能实现，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

1920年代中国亡国的危险并不比在这之前大。况且，何为救亡？它的本意是民族独立，也即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严格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已意味着中国由传统的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新文化运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当时已不再是外国势力瓜分中国的救亡，而是中国内部的社会整合危机。而这一社会危机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五四前二十年社会急骤现代化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冲击下的现代转型。宏观地审视长达1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时，晚清社会的保守、腐败以及政治改革步履维艰，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中国社会之所以拒绝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是因为从儒家政治伦理来看，西方现代经济与政治制度是不道德的。但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特别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在战败的巨大创痛、屈辱和亡国危机面前，清廷和广大士大夫终于意识到不改革不行了，1901年清廷开始推行号称新政的全面改革。

图：萨托里奥《疟疾》

儒学本是一种全面统合家庭、家族、社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时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新政改革就没有合法性可言。当时作法，是把儒家道德伦理限定在家族内部即私领域有效，而在公共领域大量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和制度。我们将其称为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儒家伦理的家国同构发生了断裂，一方面儒家伦理作为家族制度的基础，继续为清廷和绅士提供统治正当性，同时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引进的现代价值成为制度改革的基础，中国开始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改革。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其关键都是围绕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通常是传统文化或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不再充当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仅仅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如果这一步能顺利完成，确立或学习现代价值（用它们来确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并不需要反传统。这时，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不一定是社会现代转型的前提。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而在中国，这一过程的真正发动是在五四前的二十年。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发生了巨变，结束了两千年帝制，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了迅速而急剧的变革，经济也快速发展。

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一次是1980年代到今天，另一次就是自1900年后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确立到1920年代初。我们如果去看史料，会感到五四前的二十年与中国今天的状况很相似。那也是一个迅速与世界接轨的时代，是中国GDP以双位数增长的时期。当时没有统计数据，无法估计GDP年增长率，但是我可以讲几个相关的事实供诸位参考。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现代企业发展很缓慢，大概每年平均创办一两家而已；但是从1895年特别是1900年以后，这个数字以二十倍速度增长，中国当年平均每年创办的新企业达到300家。

我们知道，GDP增长的速度和城市化成比例，其高速增长之际往往是现代城市取代传统城市之时。中国通商口岸取代郡县城市就是1900年以后，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城市的面貌，基本都是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奠定的。上海在1895年前只有50多万人口，到1920年代达到300多万人。不单是上海，北京也如此，几乎所有现代城市都是在这二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

当时中国各方面的进步都很迅速。19世纪末20世纪初，飞机刚发明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和工程师也在造飞机，进行试飞。1908年，中国自行设计的铁路开通了，詹天佑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当时因为上海的电话迅速普及，中国政府不得不建立全国性电话的章程，就像我们今天的手机普及情况一样。更有意思的是，无线电广播在西方是1902年以后才开始的，1908年上海就引进了，清廷不得不考虑无线电广播应由哪个机构管辖的问题。

与经济现代化同时展开的，是政治现代化。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清朝就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榜样，宣布预备立宪。清廷派遣大臣到西方考察，引进宪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和国。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尝试，更是轰轰烈烈。当时有三百多个小党、两个大党，都积极参政。在政治体制改革期间，曾四次修订宪法。

但是，中国的第一次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改革维持了不过二三十年。为什么会停下来呢？关键是社会高速转型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军阀混战、政治无序。经济上，沿海地区高速现代化，但内地还是停留在19世纪或者更早时候的状态，东西差距增大。经济现代化不仅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因资金和精英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农村教育和社会组织空虚，基层社会纷纷解体。

中国本来是帝国，从中央政府到郡县、再到基层乡村社会本来是整合在一起的，绅士的城市化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农村的解体，原有的社会整合被拦腰切断。到19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社会的无序，导致了生产力的大幅下降，最后沦为饥饿之邦和动乱的温床。

四、启蒙的历史前提：对中国式道路和社会整合危机的思考

毛泽东有一著名论断，说中国是“一穷二白”。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在19世纪并不穷。贫穷是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导致社会整合解体造成的。为了解决社会整合问题，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兴起，以新的意识形态来实现整合社会。一直到198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衰落以后，中国经济才开始第二次起飞。

我之所以要讲这个历史大背景，是要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一个准确的定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其实，在五四前二十年，现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引进中国，无非它们被放置在中国特殊论，即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框架中。

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是袁世凯、张勋相继上演的复辟帝制闹剧，这一点过去谈了很多。以前忽略的是，中国在一二十年间急速的现代化并与全球化接轨后，内部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断裂，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这时才引发了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一前提如此重要呢？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政治改革都难以为继，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走出中国特殊论，意识到现代价值的普世性，即必须以现代普世价值再造中国。

图：瓦普尔斯《1830年九月天》

现代社会是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社会，社会组织基本单元是个人而非家族。而五四前二十年，个人权利的引进和倡导只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需要，它只在家族以外的公共领域有效。个人在社会上是国民，但在家族组织中仍是伦常关系的载体，是家长的奴隶。我们把这种有限度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只有少数精英（家长和绅士）才有参政特权。

中国力图建立以“家”为“私”本位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和共和制度，但它们都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这种以家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构想，只有在实行儒家家庭伦理的中国才会产生，故亦可称为中国特有的现代社会。同样，“公理”的盛行虽意味着工具理性的引进，由于公理和私德互不相干，儒家伦理如孝道并没有成为反思的对象，理性没有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即使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亦不够开放。

五四前一二十年，中国人尝试用这种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也可以称其为儒学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形态），把现代价值纳入中国式框架内，直到出现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才大梦初醒，意识到中国特殊论必须为社会整合危机负责，从而引发更深层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反传统、个性解放和世界主义称为全盘西化，实际上这只是表象。更准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强调现代价值的普世性，主张用它来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批判矛头直指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场启蒙运动，也是对前一二十年的现代化经验进行批判和总结。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人权和科学精神亦不应只限于公领域，现代社会的私领域也是不可以施行家长制的。

当时，胡适之批评中国没有独立的个人，人在社会上称国民，但在人格和经济上都依赖于家，是家庭伦理附属物。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的觉悟是伦理的觉悟，主张用科学理性检讨传统道德。这种把一切价值统统放到科学理性阳光下检验，正是启蒙的基本精神，否则即使继承传统亦是盲目的。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个人独立这两种基本价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也是第一次把儒家伦理放在经科学洗礼的现代常识之下检讨，让中国人从家庭伦理约束中解放出来。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追求民主价值的全面落实。20世纪的前一二十年，是以绅士公共空间为框架来推行共和与宪政，也即由旧绅士这类文化和社会精英充当变革主体，其后果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社会混乱。新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再也不能由士大夫作为变革社会的主体，主张民众参与。

民主是少数精英垄断和任何形式专制的对立物，提倡民主，就是要反对由儒家伦常等级所规定的家长制的不平等，反对绅士家长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垄断，同时也必须反对作为他们文化符号的文言文。白话文被称为文学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象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意味着现代价值越出士大夫精英群体向基层民众普及，展现出新文化运动作为全民启蒙的基本风貌。

必须充分注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带来了社会整合的解体之际，它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必然会否定第一次现代化高潮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反对以中西二分的二元论作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上讲，反对二元论会导致重返一元论，而一元论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内在的自我矛盾：一方面诉诸于现代价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又回到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思维模式。这一矛盾的产生并不以启蒙者的主观愿望而转移。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新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中，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思维模式对以前引进的西方现代普世价值进行改造，使它们变成中国式的现代观念。正是由于五四新化文运动具有这一内在矛盾，也就决定了这一文化运动具有多面性，带来了我们在第二节所讲的种种问题。

五、怎样看待全盘反传统主义

199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首先是其全盘反传统主义。什么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是一种主张必须整体性地、彻底抛弃传统的激进思潮。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以儒家伦常的逆反价值，如革命乌托邦为新道德，直指建立革命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有全盘反传统主义？如前所说，新文化运动前二十年期间，中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主义，其原因正是绅士阶层信奉在公领域引进西方制度、私领域保留儒家伦理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二元论的盛行使得甲午后一度勃兴的革命乌托邦受到遏制。否定二元论立即引发全盘反传统主义。

如果仅仅就思想方式来看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它是相当现代的，似乎没有问题。举一个例子：梁启超的思想是中西二分二元论的代表，今天我们读他的《新民说》，仍觉得很新鲜。在这篇名著中，梁启超主张将公德和私德分开，即儒家伦理是好的，应该保留在私领域；但是在公共领域应推行中国人不熟悉的国民公德，应该引进西方的人权、竞争等现代价值。

图：梁启超雕像

梁启超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同时又不必反传统，关键在于他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即儒学不再被视为一个能统摄个人道德、家庭伦理乃至于国家政治的最终合理性标准的唯一思想体系，这就是典型的中西二分二元论思想。如果撇开家族制度和家长制的内容，该思想很现代，甚至是中国当下缺乏的。那么，新文化运动批判中西二分二元论思想是不是一种退步呢？

当然不是！要知道，中西二分二元论的“私”，不是指今日私领域中的个人选择，而是一整套家族制度。中西二分二元论在结构上虽和西方现代思想类似，但它主张在私领域保留儒家伦常，就是要在家族内部继续维护家长制统治和绅士特权。即中西二分二元论本质上是论证家族制度和家长制正当性的观念系统，把个人束缚在家族内部，它与个人解放和人权是背道而驰的。

正因为如此，全盘反传统主义在当时有其必要性，否则科学和人权这些核心价值就不能突破家族的屏障落实到个人。只有在家族内部反掉了传统家长制和伦常对人的束缚，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但是，另一方面，从思维模式来看，中西二分二元论的形式又是现代的，否定现代思维模式，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归传统道德一元论思维模式。梁启超那一代人确实不简单，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他们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最早把现代价值（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文化民族主义）包容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论之中，这实际上是儒学结构的现代转型。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新一代知识群体看到了梁启超所代表的这种中西二分二元论支配下的少数精英推行的共和尝试的破产，认识到不打破这种二元论，就不可能使现代价值进入家庭内部，个人也不能得到解放。这样，在思维模式上向传统退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和传统思想内容不同，传统思维模式的恢复不易从文本和口号中看出，这也是至今很少有人从这一层面来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为此，我和青峰通过对中国政治术语历史语义的演变，来探讨五四前后思维模式的变化。

众所周知，儒学用“天理”代表道德秩序，“天理”是将公共领域和私领域打通的理。“公理”是中西普遍之理，而在中国中西二分二元论中，是用“公理”来论证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的，它是公共领域之理。而传统儒学是不用“公理”一词的。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真理”取代了“公理”。而“真理”又是将私领域和公领域打通的理，其结构和“天理”相同。我们的研究证明，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确实又回到传统一元论。

正因为全盘反传统主义具有传统道德一元论的结构，它虽然在内容上抛弃了儒家伦理，但同时又用这种一元论思维模式把儒家的逆反价值——革命乌托邦作为新道德理想，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批判现代价值的观念系统——马列主义的内在力量。这一切导致五四后期社会思潮的巨变，中国以俄为师，力图建立一个超越现代社会的理想国。

因此，简单地把全盘反传统主义视为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抛弃传统道德内容的同时又恢复了其结构。而且把现代价值统统都纳入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构，其后果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重构，变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

一元论传统思维模式对启蒙价值重构的最大后果，是革命道德意识形态的形成。我和青峰专门研究过五四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道德论证模式，发现他们分别是程朱理学式和陆王心学式的，而毛泽东思想具有类似宋明理学第三系的隐结构。

五四后发生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建立了党国体制，其背后正是新道德意识形态统治。中国传统社会是用儒家意识形态来整合的，实行儒家伦理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儒学反掉了，实现了意识形态更替，采用革命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革命道德在内容上虽和儒家相反，但结构的类似使得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会在革命和理想主义名义下泛滥，文革期间“封建帝王式专制”大复辟就是著名的例子。

相对于共和与宪政，党国和意识形态统治是一大退步，这反映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打破传统超稳定结构的模式。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传统思维模式在那里起作用，亦可以说是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恢复的结果。

故我把回到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称之为“退一步，进两步”。当时，退是必要的，因为不退的话，就不可能进；家长制无法颠覆，启蒙价值不能进入家族私领域使每个人得到解放。但是，这个退同时否定掉一些可贵的价值，引发了新的问题，使得没有经过反思的传统思维模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基因，这也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未完成的启蒙

为了说明启蒙尚未完成，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价值的重构。事实上，五四运动后期现代性三大核心价值—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都被重新铸造了，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个人权利作为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意味着把个人看作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个人是拥有权利的“自我代表的个人”，社会则是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

这些观念在五四以前已经引进中国（当然只局限在公共领域），但经过道德价值一元论的重构，拥有权利的个人变成常识的个人。人权观念的核心也发生了改变，五四后强调人必须尽义务才享有权利，而且更注重群体的权利，马列主义甚至认为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虽然仍被视为由独立个人组成，但组织原则主要不是通过契约和法制、而是由关系和道德意识形态来维系，个人成了建构关系（接受或拒绝道德意识形态）的个人。

这种对个人与社会的界定，投射到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之上，特别是对民主制度想象之上，就会导致政治文化的巨变。当个人权利是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基础时，国家主权来自国民授权，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首先确立国民如何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大原则，这就是制订宪法。

在民族国家中，因民族认同符号不同，可以由君主作为民族代表，亦可以由文化或国民全体作为民族象征，它们分别对应君主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无论是什么形式，任何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政治制度都离不开宪政。事实亦如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追求立宪和共和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称之为共和主义。

由于五四前个人权利只在公共领域有效，这种基于中西二分二元论的中国式共和主义有严重的缺陷。它与西方现代共和主义不同。清末民初的选举，无论是咨议局还是国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基本上都是绅士。清廷在预备立宪时，是根据科举功名和财产来制定各级选举名额的。有政治特权的绅士在公共领域实践代议制的同时，又维持父权制家族制度，在家族内部并无公民权和个人自由可言。

图：吴冠中《冬日》

在此意义上，新文化运动认为家族制度妨碍健康的中国国民性之形成，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论、回到传统一元论，个人权利被重构后，取代共和主义的新政治理念就更加远地偏离了共和和宪政的轨道了。

从词语上看，1919年以后，“共和”这个词不太用了，它只保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英译之中，用词上出现了“民主”取代“共和”。本来，“共和”与“民主”在现代政治中是互相补充的，“共和”强调制度建设，注重宪法和权力制衡，主张参政者的道德，而“民主”则主要立足于大众参与和普选，两者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宪政政治构架，缺一不可。五四以后，忽略了共和主义的注重宪法、权力制衡等意义，甚至连代议制都否定了。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对民主的推崇，主要是大众参与和一人一票的普选，导致中国当代民主观念的不完备性和片面性。

事实上，个人权利一旦不是政治制度正当性最终基础，对民主的理解必定不断异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民主先被等同于经济平等和反特权，接着接受了列宁主义和“民主专政”，一直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除了毛泽东绝对权威之外，反对一切权威和秩序，肆意践踏人权，终于走向绝境。

当然，五四后中国政治实践的主要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为思想观念，但是正因为对普世人权之重构形成了中国式个人观和权利观念，才会出现那种数亿人在忠于领袖名义下陷入对人的生命和尊严肆意践踏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灾难。这不得不引起深思。

与人权观念类似，现代普世价值的另外两个核心亦被道德一元论重铸。五四前，“科学”取代“格致”，标志理性和终极关怀互相分离，工具理性形成。新文化运动前期，科学理性成为个人反思一切价值的基础。但随着中国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对科学的重构，科学理性变成科学主义。科学和现代常识成为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基础。五四以后，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甚至自由主义，都认同科学主义。

民族认同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是民族认同符号，主导着中国由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在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追求中，任何传统文化都不再能充当民族认同符号了，关系认同取代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

在此，我不能详细展开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的现代价值重铸、形成中国当代观念过程的讨论。简单地说，就现代性引进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维模式融合形成中国式现代观念而言，这本身无可非议。它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过程中都会发生的，也是多元现代性的体现。

但是，对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国家在向现代转化而言，任何一种与传统融合形成的现代价值，都不应违背现代价值的普世性，更不能与普世价值相矛盾，而且它们必须处于理性的反思之下。

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后，中国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对现代普世价值的重构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是盲目的，这一切都没有经过深刻的反思，亦没有通过理性的检讨。这种盲目性恰恰是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

今天我们在谈五四批判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包括共和主义）带来的问题时，并不是否定五四，更不是主张回到当时共和主义中去（这既不可能，又十分浅薄），而是指出，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尚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启蒙不仅要用理性反思传统思想的内容，而且要把传统思维模式以及它融合外来文明的方式，统统放到理性之光照耀下看个清楚，新文化运动只做到了第一点，至于第二层面，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盲点。

七、19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民党退守台湾。这一年正好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在新建立的道德意识形态中，马列主义是强势革命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为弱势革命意识形态。

五四运动的三十年后，强势意识形态控制大陆，弱势革命意识形态在台湾实行统治，意味着中国完成了用新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第一次现代化高潮所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终于被克服了。但是，正因为是用道德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现代化必定是从属于意识形态道德目标的。

我在前面讲过，20世纪有两次现代化高潮，而从192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之前这五十年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这是因为帝制崩溃之后，中国要首先完成社会的整合，才可能有经济的超增长。

1949年中国完成了社会整合，但由于实现社会整合是依靠具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只要社会整合一完成，党就必定会把去实现意识形态规定的道德目标放在首位，不断革命、不断扩大社会动员的规模；只有到发现乌托邦的虚幻、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社会现代转型和现代化的目标才会再次凸显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去中国的经验。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所看到的乡村、城市面貌基本是不变的。就以我的故乡杭州为例，我出生的时候，杭州大概是六十万人口，到了1980年代初，杭州还是六七十万人口，基本没有改变。当时城市格局包括街道、人口规模，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现代化高潮期奠定的。五十年间，虽然经济发展缓慢，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展开却惊心动魄。

图：梵高《第一步（临摹米勒）》

就中国大陆而言，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实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它可以用革命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互动来概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解构。随着文革灾难的结束，中国人才再一次回到未完成的现代化事业中来。文革灾难也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启蒙没有完成，所以1980年代从反思文革痛苦经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启蒙运动。

今天，对1980年代中国思潮的研究指出，有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间知识团体的启蒙运动。我们认为，不论是怎样划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正是在那一时期，不分官民，全社会都认识到启蒙、也即现代普世价值对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正式定位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正因为1980年代知识分子和五四青年一样，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反对现代迷信，反思传统，这使得有的人认为1980年代只是回到五四，并没有超越五四，即仍具有五四科学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弊病。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完全误解了第二次启蒙。

如前所说，第二次启蒙运动的任务，应该是进一步完成第一次启蒙未竟的事业，特别是对五四的盲点，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的现代价值的重构进行反思。事实上，在这一方面，19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相当自觉的。

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为什么作为五四全盘反传统结果的当代文化，居然仍具有传统的结构？它要回答的恰恰是第一次启蒙的盲点：追问意识形态更替的原因，以及一元论思维模式对普世现代价值重构造成的问题。

把1980年代的反传统等同于全盘反传统主义显然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指向革命乌托邦和新道德意识形态，而1980年代的反传统却批判革命乌托邦，并解构道德意识形态。

以往，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只能用赞美之词来表达，而用批判和反思来表达的爱才是现代的态度。只有具备了真正的启蒙精神，中国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1980年代是了不起的。我把这第二次启蒙在中国的出现，以及在中华文化圈取得的广泛的影响，看成是中国文化正在超越五四的标志。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1980年第二次启蒙和第一次启蒙的关系，即1980年代的反传统是力图超越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可以称为全盘反思传统。

八、中国人肩上的文化重任

最后，我想用启蒙运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作为总结。今日中国经济的起飞使所有社会学家感到困惑。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持续三十年双位数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然而，凡是对中国有实感的人都知道，经济起飞和数亿农民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有关，也与1980年代启蒙有某种关系。

今天，推动中国经济及各种事业的骨干力量，都是反思文革、经过1980年代启蒙洗礼的一代。如果没有对文革进行反思，没有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中国经济这种引起全人类关注的高速增长。

而我则想把这一观察推到宏观的历史视野。在近代史上，经济起飞的前提，从来都与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关联，中国也不例外。从1900年开始，中国从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现代转型，就是和现代经济高速增长同步发生的。但是，随着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导致社会整合危机，经济发展必定趋于迟缓。

第一次启蒙运动全面引进普世的现代价值，并将其贯彻到一切领域，而批判并抛弃了中国式的现代意识——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但是，正因为五四后是用革命意识形态来进行社会整合的，只有到社会整合完成、特别是革命乌托邦解构后，那些有利于推动经济起飞的各种新价值才能显现出意义，故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被推后了五十年。

难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人还被束缚在家族制度中、只是伦常关系的载体，经济会有今天的成就吗？中国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以及普遍的技术发明（甚至最偏远地区的农民都知道科学种田），不正是科学深入人心的结果吗？

毫无疑问，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常识个人主义，才是推动今日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而作为各级干部指导思想的唯生产力论，恰恰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构的产物。也就是说，革命意识形态的解构，终于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观念从革命乌托邦的道德引力场中摆脱出来，成为推动经济起飞的力量。

图：莫奈《日出》

同样，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苦于政治改革步履维艰，这不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铸而成的中国式现代观念带来的吗？大多数中国人仍不知道民主的基础是人权，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关系共同体而不是法制下的契约社会。

思想史研究则表明，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人权重塑造成的一个结果。而对民主认识和实践的局限，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共和主义的否定以及对民主的重构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至今在相当多的部分仍是盲目的。例如：该认同对应的民族国家应是何种形态？它是不是与传统大一统帝国同构的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这一切都没有认真地反思过。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式现代观念是经过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重塑的，它们虽然有多元现代性的成分，但也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的基因。过去三十年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解构后对生产力的逐步解放，并没有作出理性的反思，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不确立新的观念，新的政治体制就不能建立；这样不可遏制的腐败正在侵蚀基于党国体制的社会整合构架，旧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倒塌。人们可能会再一次感受到超稳定系统治乱循环的阴影。

在此意义上，历史向中国文明提出的第二次启蒙的任务是不可逾越的，它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是一个需要启蒙运动来激发、推动的过程。150年来曾有那么多人用生命和毕生精力推动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仍是新一代人必须前仆后继的事业。

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十年左右。可见两次启蒙运动在中华民族思想成熟的历程中时间之短暂。今天，在这一物欲横流、思想已变得可有可无的时代，再谈启蒙似乎是可笑而不识时务。但我仍然强调，思想者应去做孤独的探索和坚持，这也是在思想寒风吹袭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责任的自觉。

谢谢大家！

本文系2009年5月2日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专题演讲暨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稿。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舒婷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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