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 | 冯渊

小巷，应了晚霞的吻（水彩）李佩红

初识老校长，他四十来岁，是我的初中物理老师兼班主任。

后来他当了罗山中学的校长，我回到母校当老师，成了他的部下。

他的二儿子从泥塘河坐渡船回家，身上忘了带钱，他说我是罗山中学校长的儿子。撑船的说，你走吧，不用付了。校长是方圆百余里的名人。

1988年夏天，我从廉恭乡中学调到罗山中学，校长带我到县教委办理调动手续。人事科在二楼，他从一楼的仪器站、计财科、小教科、中教科一路走过去，跟每个科室的人打着招呼，中气十足，笑语朗朗，大家也都热情地回应他。我想，县教委主任也不过如此，可全县单是这样的初中就有四十多所。

到了人事科，科长指着我问校长，你要的这个老师，他能教什么？

他什么都能教。——校长环顾四周，声如洪钟。他说的每个字都打到了人事科灰暗的四面墙上。我也不由得挺直了身子，还从没有人这么抬举过我。

1981年，我在罗山中学读初三。夏天的中午，他只穿一条大裤衩到教室里给我们上课。他有天生的威仪，没有一个学生觉得他的衣着有任何不妥。有的老师穿着整齐的衬衫，甚至扣紧了领口的最后一粒扣子，但远不如他的震慑力。

他讲课，三言两语，简洁干脆，通俗易懂。初三的物理有点烦难，但听他的课就觉得非常容易。他讲某个定律时，有时带着惊喜，有时带着不屑，往往能将我们带到物理学家当年发现这个定律的快乐中去。有啥了不起的，就这样简单。或者：真神奇，是不是？

他管理班级也有一套。具体怎么管的，我也说不上来。他绝不打人，也绝不说侮辱学生的话，大家既害怕他，又尊重他。乡野的孩子，不懂规矩，调皮捣蛋是常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寝室里聊天，越聊越起劲，忘了寝室对面就是他的家。

十一点半了，他突然出现在寝室里。

起来，到外面集合。

海浪般的喧嚣，瞬间结了冰。大家迅速穿衣集合，仿佛受了魔咒，都按照他的指令行事。

睡不着是吧？睡不着就起来锻炼身体。跑步，跑到焦赛湖去，再跑回来。齐步走，一二一，跑起来。

他带队，我们一起跑到了三四公里外的焦赛湖鱼苗场，等我们跑回来，已是第二天的一点钟了。他像什么都没发生，回家睡觉。大家累瘫了，也很快回寝室睡觉，声息全无。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举行卧谈会了。

那年中考，罗山中学在全县名列前茅。我们四十多人的班级，有十多人考取中等师范。那时的中师是排在重点中学前面录取的。他很快就成了教导主任。

我们那一届之后，一届比一届考得好。不久，他又成了校长。

那时候，农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他教学扎实，治校有方，每年中考，都有十几条“鲤鱼”跳入“龙”门。所以，想让孩子读书的家长，都以结识他为荣。周边乡镇的学生，甚至安庆城里的孩子，也常有人到这所学校借读。

我重回母校当老师，与当初考取离开学校相比，校园变化不大。学校没有围墙，进校的道路两侧，有十几棵洋槐树。洋槐树底下，就是教师宿舍。学校的四周都是农田。时有农民挑着满桶的大粪从校园里穿过去。洋槐花开时，农田正需要大粪，甜腻腻的槐花香里，总是充满了别样的味道。那样的早晨，我总是起不来。每周至少有一次，校长会来敲我的门，大声叫着我的小名：永伢，怎么回事？

每次听到，我就吓得一骨碌从床上滚下来，赶紧跑去教室带学生早读。起初我担心他会教训我，跟我讲道理。一次也没有，他敲过门就走了。

洋槐树覆盖的初中校园里，校长就是一尊山神。

一天，我正在房间里看书，听到外面一阵吵闹。出来一看，但见校长穿着一条大裤衩，赤裸着黝黑的上身，跳着脚，在跟一个农民吵架。农民嗓门不小，校长的嗓门比他还大。农民说，你还是校长呢，怎么能这么不讲理？

校长怎么了，校长就该被你们欺负了，这是哪家的王法？

后来我才知道，这农民偷偷挖去了学校操场一角，要去栽他的油桐树。

九十年代初，校长因为业绩突出，调到区高中当校长。我们改称他老校长。那时，他刚五十岁。

区高中跟镇初中是大不一样的。我走过高中门口，常常闻到一股特别的气息。高中的老师，下巴与地面呈15度角，眼睛高过额头，望着的是太空以下尘土之上的世界。他们的腰板那么挺直，他们的头发那么飘逸。他们，都是来自市里和省里的大学生。

校长的求学和工作足迹从未离开本土。他的最高学历是高中。现在要去管一群二十郎当岁、刚出大学校门的高中老师，他一定经历了一些波折。在初中，教师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和当年的同事，他批评谁，一句就是一句。

校长将初中一些优秀的教师调到区高中，我是其中一个。跟我一起调进去的还有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

高中的大门对着街道，校园整体地势比街道低很多，一进校门就是一段很长的下坡路。校长的家就安在下坡末端的拐弯处。再过去，经过一段石子路，又有一段低缓的上坡路，坡上有一排地势较高的教师宿舍，我住在那里。

师生进出校园，都要经过他家附近。眼睛一瞟，就能看到校长和他的家人。我很少去他家。早读课，我再也不用校长叫，我每天起得很早，及时进教室。没课的时候就闭门读书，从初中教师变成高中教师，我要补很多课。

有一次，见到他从井里提水。他家面对着操场，操场比进校门的下坡路还要低两三米，水井在操场的一角，从水井打水要穿过整个操场，拎回来还要爬很长的坡。校长是五十岁的人了。我很想跑过去帮他提这桶水，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可我犹豫了。我看见那些从我身边飘来飘去的下巴与地面呈15度角的年轻人锋利的眼光。他们的过去与现在都跟校长无关，他们可以心安理得，我不能。

就这样过了两年。有一天，校长突然到我家来了。那是即将升高三的暑假，学校调来了一个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就像一艘船驶过武昌湖的水面，湖水下面的水草马上就分成两批，人分得比水草还快，围绕两个校长，老师们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群落。

高三要重新“组阁”。我是理科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副校长暗示我要用学校能力最强的老师上高三。为了学生，我完全赞同。但是现在的几门主要学科的老师都是我的同学，都是校长的学生。

这是校长两年来唯一一次来我家。他坐在小马扎上，与我聊天，问班级和学生情况。我如实回答了部分学科的薄弱情况。他有时点点头，我就多说几句，这时他就不停地清嗓子。

高三开学，在最后的任课教师人选安排上，我选择了跟我交往不多、下巴上扬的两个老师，将我的左邻右舍“废黜”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停地清嗓子是表示不高兴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有这种特殊的暗示性动作，如果知道，我是不是会跟他做更深入的交流呢？或者在他眼里，这几个学科的原班人马本来就应该精诚合作共渡难关？

遗憾的是，学生基础薄弱，那两个下巴上扬的老师没有带来神异的效果，第二年的高考并未取得预期的好成绩。这样一来，我“众叛亲离”的选择，其意义就大打折扣。多年以后，我从那届考上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知，他们那时根本不知道我临阵换将承担了什么样的压力。他问我：高三换最好的老师，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我说，是的，是的。

我让校长失望了，高考成绩也让副校长失望了。不过，教完这届学生，我就调到北方的一座城市，离开了故乡和老校长。我到了那所一千多万人口的地区最好的中学里担任高中教师。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后来想，如果不是老校长将我调入高中，我根本不可能进入这所名校任教，也不可能以此为起点走到更远的地方。

老校长一直留在区高中，直到退休。

我从读书到早年上班都在老校长身边，他对我的督促与激励，在我的人生路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过去我想起他，深心里总是敬畏的成分多。这些年来，他渐入老境，我也年过半百，才慢慢体会到那些年里他对我的认可与提携，是充满感情的。人年轻的时候都是一路狂奔，对他人给予自己的帮助，觉得是理所当然，有时甚至还埋怨人家帮忙不够有力、不够彻底。多年以后，经历了更多的人和事，才知道根本没有理所当然的帮助。那些师生之情，那些乡邻之谊，那些古道热肠，都是命运额外的馈赠。

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的名教师、名校长，想起老校长，他比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强很多。他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却没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不知道答案。

茫然之际，不由感叹，人这一生，要走到哪里，能走到哪里，难道都是有定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