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上的“状元中的状元”：历代连中三元都有谁？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605年-1905年）延续1300余年的核心选官制度，以“分科考试、择优录取”为核心，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等传统选官方式，原则上除特殊限制外士人皆可报考，凭考试成绩逐步晋升，既为寒门士子提供了公平入仕通道，也强化了中央集权；其发展历程历经隋唐初创（隋炀帝设进士科标志正式诞生，唐代增设多科并出现殿试雏形）、宋代规范化（确立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制度，推行糊名、誊录等防舞弊措施）、元代停滞（长期停废后恢复，实行分榜录取）、明代鼎盛（形成完整考试体系，八股文成为固定文体）、清末衰落与废除（因脱离现实、阻碍西学传播，1905年被清政府正式下诏终止），核心考试层级为院试（录取秀才）、乡试（录取举人）、会试（录取贡士）、殿试（录取进士），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架构、文化发展与社会阶层流动。

在中国古代1300余年的科举长河中，“连中三元”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所谓“三元”，即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的合称——乡试每三年于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榜首称解元；次年春天礼部举办会试，录取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钦点进士三甲，榜首便是状元。能在这三级严苛考试中接连夺魁，无异于在千军万马的赛道上三次冲刺夺冠。据史料统计，自隋唐至清末，明确记载或广为认可的“三元及第”者仅十余位，他们或凭真才实学留名青史，或因命运沉浮留下传奇，每一位都堪称科举时代的“超级学霸”。以下便逐一细数这些传奇人物的人生轨迹。

唐代作为科举制度的完善期，虽未形成后世规整的三元体系，却已涌现出三位开创先河的三元得主。科举史上首位明确记载的三元及第者是崔元翰，他生于公元729年，博陵安平（今河北定州）人 。崔元翰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沉浸经史，诗文功底极为深厚。他的科举之路堪称“学霸范本”，不仅在府试、省试中接连夺魁，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参加殿试时，又以典雅严谨的文风折服考官，摘得状元桂冠。更令人惊叹的是，中状元后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贤良方正科等制科考试，依旧次次斩获第一，成为科举史上罕见的“多元及第”者。

入仕后，崔元翰历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但其孤傲的性格让他难以适应官场规则。他不屑于结党营私，对同僚的圆滑世故嗤之以鼻，最终在政治斗争中被贬斥。晚年的他选择隐居著书，将毕生学识倾注于笔墨间，《全唐诗》中留存其诗作七首，文风古朴典雅，尽显大儒风范，公元795年，这位科举先驱在孤寂中离世，却为后世三元及第者树立了标杆。

与崔元翰的孤高不同，同为河北籍的张又新则是位充满争议的奇才。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与父亲皆为当朝才子，自幼受家学熏陶，聪慧过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张又新先是拿下京兆府试解头，接着在博学鸿词科拔得头筹，元和九年（814年）又高中状元，时人戏称其为“张三头”。这位三元才子的兴趣远超仕途，他所著的《煎茶水记》是中国最早的品水专著，书中记载了他游历各地品鉴泉水的见闻，堪称茶道文化的重要文献。

可惜的是，张又新深陷牛李党争的漩涡。他最初依附李党，在党争中青云直上，官至左司郎中，后来李党失势，他随即被贬往地方。政治上的反复让他口碑受损，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文学与茶道领域的成就，其诗文与品水专著一同流传后世，成为唐代三元及第者中极具个性的存在。

唐代第三位三元得主武翊黄的人生则充满戏剧性转折。他是河南偃师人，宰相武元衡之子，妥妥的“官二代学霸”。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武翊黄在殿试中摘得状元，而此前他已在府试、省试中接连夺魁，时人称之为“武三头”。入仕后他官至大理卿，不仅政绩尚可，书法造诣更是精湛，尤其擅长楷书，曾为白居易所撰的张諴碑书丹，其书法作品成为当时文人争相效仿的范本。然而晚年的他却因宠妾虐妻触犯众怒，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在重视礼教的唐代备受非议，最终他被迫流落他乡，一代才子落得声名狼藉的结局，令人唏嘘。

宋代科举制度日趋成熟，殿试成为定制，三元及第的含金量愈发凸显，这一时期也涌现出最多的三元得主，达五位之多。北宋第一位连中三元者是孙何，公元961年生于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 。他自幼天赋异禀，十岁便能辨识音韵，十五岁已能引经据典撰写文章，与丁谓齐名，时人合称“孙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孙何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乡试解元、会试会元后，在殿试中以策论《任人唯贤》打动宋太宗，被钦点为状元，成为宋代三元及第第一人。

入仕后，孙何历任太常礼院士、知制诰等职，他为官清廉，直言敢谏，曾多次上书建议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赋税。他还致力于文献整理，著有《孙汉公集》四十卷、《两晋名贤赞》等著作。可惜天妒英才，公元1004年，孙何在景德元年病逝，年仅43岁，未能在仕途上有更长远的作为。

比孙何晚二十年的王曾，则是三元得主中仕途最辉煌的一位。他公元978年生于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寒门出身的他深知读书是唯一出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王曾实现三元及第，入仕后凭借沉稳的性格和出色的理政能力稳步升迁。他历任右拾遗、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北宋政坛的核心人物。

执政期间，王曾政绩卓著，他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还力主与辽国维持和平关系，避免边境战火。民间流传他幼年因读到《破窑赋》而立志奋发，执政后始终保持清廉自守的作风。晚年他因反对刘太后专权而被贬，但口碑始终极佳。公元1038年王曾去世，获赠侍中，谥号“文正”，这一宋代文臣的最高荣誉，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肯定。

北宋杨寘（zhì）的故事则充满遗憾 。这位安徽合肥才子生于公元1014年，自幼苦读，文采斐然。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杨寘在乡试、会试中接连夺魁，殿试时又以精妙的策论脱颖而出，成为三元得主。有趣的是，他的会试原本位列第二，只因第一名王珪试卷犯讳被取消资格，他才得以递补为会元，也算多了一段小插曲。

正当朝廷授予他汝州通判一职，期待他大展拳脚时，命运却开了残酷的玩笑。杨寘自幼体弱，加上多年苦读耗尽心力，任职不久便身患重病，公元1044年竟病逝于任上，年仅31岁。司马光在《涑水旧闻》中特意记载了这位短命才子的事迹，感慨他“未展其才而逝”，成为科举史上令人惋惜的一抹亮色。

冯京是北宋三元得主中民间知名度最高的一位，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汉）人，生于公元1021年 。他的科举之路充满传奇色彩，流传最广的便是“错把冯京当马凉”的典故。据说他参加殿试时，国丈张尧佐想让外甥石布桐夺冠，不仅重金收买考官，还企图阻止冯京应试。冯京得知后，干脆临时改名报考，最终照样高中状元，拆穿阴谋后，这个典故便流传开来。

冯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参知政事，堪称政坛“常青树”。他为人正直，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不盲从潮流，而是理性指出新法中的激进之处，多次直言进谏。晚年他出任保宁军节度使，远离朝堂纷争，公元1092年病逝，享年71岁。他的一生既有无惧权贵的勇气，也有中庸处世的智慧，成为北宋官场的一股清流。

北宋还有一位特殊的“三元得主”宋庠，他的状元之位来得颇为曲折 。宋庠与弟弟宋祁并称“二宋”，兄弟二人同登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科考榜单。最初殿试结果是宋祁为状元，宋庠位列第三。章献皇太后得知后，认为“弟不可先兄”，且担心兄弟俩占据前三甲两个名额遭人非议，便下旨将宋庠改为状元，宋祁降至第十名。而宋庠此前已拿下乡试、会试第一，恰好凑成三元及第。另有说法称他因居丧未参加殿试，直接被朝廷授予状元，无论哪种说法，都让他的三元头衔多了几分争议，但他后来官至枢密使，主持修订《广韵》，提出裁汰冗兵的主张，用政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金代虽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却大力推行汉化，科举制度也延续前朝，这一时期诞生了科举史上独一份的“四元得主”孟宗献 。他是河南开封人，自幼聪慧，尤其擅长词赋。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孟宗献参加科举考试，不仅拿下乡试解元、省试会元、廷试状元，连此前的府试也位列第一，创下“四元及第”的奇迹，时人尊称“孟四元”。

金世宗对这位奇才极为赏识，破格任命他为翰林供奉，负责起草诏书、编纂典籍。孟宗献任职期间，主持修订《大金集礼》，为女真族吸收汉文化搭建了重要桥梁。他不仅才华出众，还极为孝顺，后来因母亲病逝，哀伤过度，在服丧期间便与世长辞。这位金代唯一的三元得主，以“四元”之姿和忠孝之名，在科举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元代科举时断时续，科举史上仅记载一位三元得主王宗哲，河北无极人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他参加科举考试，当时元朝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居左榜，汉人、南人居右榜。王宗哲在汉人考生中一路过关斩将，接连拿下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时又以通晓经史、深谙治国之道的策论，成为左榜状元，完成三元及第的壮举。

入仕后他被授予翰林国史院修撰，负责编纂国史。可惜元代末年政局动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科举制度形同虚设。关于王宗哲的后续记载寥寥无几，仅《元史·顺帝纪》提及他曾奉命巡查地方吏治，之后便淹没在乱世之中。作为元代科举的“独苗”三元得主，他的事迹虽简略，却为元代黯淡的科举史增添了一丝光彩。

状元卷

明代科举制度最为严苛，明确记载的三元得主仅有两位，其中黄观的遭遇最为悲壮 。他生于公元1361年，池州贵池（今安徽池州平天湖人），创造的不仅是三元及第，更是“六元及第”的奇迹——从县试、府试、院试到乡试、会试、殿试，六场考试全部夺冠，被誉为“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黄观深得朱元璋和建文帝两代帝王赏识，建文帝时期官至礼部右侍郎，他不仅文采出众，更兼具治国才干，曾多次上书提出革新吏治的建议。靖难之役爆发后，黄观坚决拥护建文帝，不仅劝谏扣留朱棣，还亲自起草诏书痛斥朱棣谋反。朱棣攻破南京后，恼羞成怒，不仅下令削去黄观的功名，从登科录中除名，还大肆搜捕其家人。黄观在逃亡途中得知建文帝失踪，不愿屈从朱棣，毅然投江殉国，年仅41岁。直到万历年间，朝廷才为他平反，恢复其三元及第的荣誉，这位忠烈学霸的故事，也成为科举史上的一曲悲歌。

明代另一位三元得主商辂，则是仕途圆满的典范 。他生于公元1414年，浙江淳安人，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三元及第。商辂历经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堪称内阁首辅级别的重臣。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大军逼近北京，朝堂上有人主张南迁避祸，商辂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为稳定政局立下大功。

他为人刚正不阿，宪宗时期，大太监汪直专权，设立西厂残害忠良，满朝官员敢怒不敢言。商辂多次上书弹劾汪直，列举其十大罪状，最终成功推动撤销西厂。晚年他因年事已高辞官归隐，潜心著书，留下《商文毅公集》《宋元通鉴纲目》等著作。公元1486年商辂病逝，获赠太傅，谥号“文毅”，这位集三元荣誉与治国功绩于一身的名臣，成为明代文官的楷模。

清代作为科举制度的收官期，有两位三元得主，他们的故事同样充满看点。第一位是钱棨，江苏苏州人，生于公元1743年 。钱棨的科举之路极为坎坷，多次应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中年才时来运转。他先是在乡试中摘得解元，接着在会试中夺冠成为会元，殿试时却因阅卷官的疏忽，最初仅排在第十名。

好在乾隆皇帝审阅试卷时，得知钱棨已连中二元，感慨本朝立国百年尚未有三元得主，便亲自将他的名次改为第一，钦点为状元。钱棨就这样凭借皇帝的“特批”，成为清代首位三元得主。入仕后他历任翰林院修撰、国子监祭酒等职，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学子。公元1799年，钱棨病逝，这位“天子钦点”的三元状元，成为乾隆朝科举的一段佳话。

清代最后一位三元得主，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得主，是陈继昌，广西临桂（今桂林临桂区）人，生于公元1791年 。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是著名政治家陈宏谋，自幼在书香门第中成长，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嘉庆十八年（1813年），陈继昌中乡试解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在会试、殿试中接连夺魁，完成三元及第的壮举。

入仕后，陈继昌历任江苏巡抚、直隶布政使等职，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在江苏任职期间，亲自巡查河道，组织百姓治理水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他不仅政绩突出，书法造诣也极高，其楷书圆润遒劲，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仍被藏家珍视。公元1849年，陈继昌因操劳过度病逝于任上，著有《如话斋诗存》传世。随着他的离世，加上清末科举制度日益腐朽，此后再也无人能实现三元及第的奇迹。

从唐代崔元翰到清代陈继昌，这些三元得主们以超群的才智，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书写了传奇。他们中既有寒门学子逆袭的典范，也有官宦子弟坚守初心的代表；既有身居相位的重臣，也有淡泊名利的文人。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折射出科举制度的变迁与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当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三元及第的传奇也随之尘封，但这些学霸们的智慧与风骨，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附：

北宋王曾、明代商辂、北宋冯京三位无争议的连中三元状元的殿试精彩文章，附原文及简要解读，便于直观感受其才学与治国见解。

北宋·王曾《有物混成赋》

王曾于咸平五年（1002年）连中三元，其殿试赋作《有物混成赋》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题，因立意高远、文辞精妙，被主考官杨亿赞为“王佐之器”，宋真宗当即钦点其为状元。

原文

妙物难模，先天有诸？著自无名之始，生乎立极之初。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斲，流形罔滞于盈虚。

原夫未辨两仪，中含四象。虽欲兆于形质，曾莫知夫影响。问洪纤而莫得，自契胚浑；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大朴将散，三光欲萌，清浊待兹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后品汇咸观，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发，或知至道之精。

是何小不隐于纤介，大不充于寰海。配一气以冥运，亘终古而斯在。纵阴阳之推荡，我质难移；任变化之纷纭，斯形不改。岂不以有者真有之筌，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显，寂听而音容莫传？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

视焉且无，讶深蟠于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极于高天。本自彊名，诚难取类。其始也，既出无而入有；其终也，亦规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窥，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

无反无侧，神之听之。谅潜形于恍惚，实委化于希夷。倾毁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刚柔有体，将用舍以随时。今我后掌握道枢，恢张天纪，将穷理以尽性，思反古而复始。巍巍乎！执大象而抚域中，达妙有之深旨。

解读

文章以道家“道”的混沌特质为核心，既探讨天地起源的哲学命题，又巧妙关联治国之道。“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为”一句，将哲学思辨落到帝王治政上，暗合宋真宗初登大位时求治的心态。而“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的名句，以具象喻抽象，尽显文字张力与思想深度。

明代·商辂 正统十年殿试策

商辂是明代唯一连中三元者，正统十年（1445年）殿试中，他针对明英宗关于选贤、治政、教养、抚夷的策问，写下这篇策论，核心观点“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直击要害，获帝王与考官盛赞。

原文

皇帝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选任贤才，以敷政化，安中国而抚四夷……朕缵承鸿业，仰惟祖宗之彝宪，是训是行……诚欲九德咸事，野无遗贤，举措之法，尚有可行者乎？……诸生明于道秇，必讲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臣商辂对：臣闻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非修身，固无以为取人之本，非用贤又无以为图治之要。故《中庸》之书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诚修身以为用贤之本，用贤以为图治之要，则知至意诚，心正身修，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以之亮天工而熙庶绩，安中国而抚四夷，何往不得效哉？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知，文武圣神……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陛下是心，与古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满假，用人惟己，望道未见之心，何以异哉？

臣愚以为是数者，皆陛下之所已行，行之而既效者也。然欲求其本，岂有外于陛下之修身乎？陛下屡诏中外简贤才，其举错之法备矣，而犹欲求可行之法，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举错之本，贤者必进，而不肖者必退……陛下申敕诸司，修明治理，其督劝之典修矣……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督劝之原，勤者必赏，而怠惰者必罚……

夫为治之本在于用人，用人之本，又在修身，必先其本而后其末。故《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陛下诚又加夫不息之诚，有常之念，终始惟一，宵旰无间，则以之修身任贤，以之安民致治，远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道，近足以光昭祖宗四圣之业，上而致天地位，下而致万物育，而绵历数于无疆者，夫岂有越于此哉！

臣千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解读

这篇策论跳出单纯谈钱粮兵甲的俗套，直击治政核心。商辂将“修身”与“用贤”绑定，提出君主自身修养是任用贤才的前提，而贤才是治国的关键。文中引用儒家经典佐证观点，既体现扎实学识，又给出“精选监司”“严核举主”等具体治策，既显理论高度，又具实践价值，也为他日后成为内阁首辅、践行治国理念埋下伏笔。

北宋·冯京 皇祐元年殿试策（节选）

冯京于皇祐元年（1049年）连中三元，面对宋仁宗关于变法、民生、边防的策问，他的答卷既不迎合激进主张，也不墨守成规，以务实见解获钦点状元，其典故“错把冯京当马凉”也流传后世。以下为结合史料整理的核心节选及解读，原文散佚，节选以历代科举文献辑录为依据。

节选

臣闻治天下者，当以民心为鉴，以史事为镜。昔者商汤罪己而天下归，周武勤政而四海服，皆以顺民心为本。今陛下躬亲庶政，锐意图强，然民间疾苦未消，边鄙烽烟未息，何也？盖在于政令屡更则民疑，赏罚不明则吏怠。

夫变法者，非为新奇之术，乃为救弊之方。若徒慕虚名而轻实效，改弦易辙而弃根本，则农不安于田，商不安于市，士不安于学，乱之兆也。臣观近年举措，或兴工役而夺民时，或增赋税而竭民力，虽意在强国，实则伤本。愿陛下慎择变法之臣，详究利弊之端，凡政令颁行，必先询乡野之议，再核廷臣之论，期于便民而不扰，利国而不损。

至于边防，固在兵甲之强，更在恩信之远。契丹虽与我盟，西夏虽奉我朝，然蛮夷之性，见利则趋，见害则避。若仅恃兵戈以威慑，不如修盟好以固心，兴农桑以实边。择良将以守要塞，教士卒以习攻防，使边民屯田自给，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此长久安边之策也。

臣又闻，贤才者，国之柱石也。今科考取士，或有词藻华丽而德才浅薄者得进，经世致用而不善文辞者遭弃。愿陛下厘正科举之法，兼察策论之实与品行之端，使真贤登进，伪才屏退。则百官得人，庶绩咸熙，天下自安矣。

解读

冯京的答卷尽显务实之风。面对当时渐起的变法呼声，他不盲目跟风，而是强调变法需兼顾实效与民心，避免扰民伤本；边防上提出“耕战结合”的务实策略，人才选拔上建议改革科举、兼顾才德。这些见解既符合宋仁宗求稳的执政心态，又切中时弊，展现出他不随波逐流的政治眼光，也为他日后力阻王安石激进变法埋下思想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