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将帅墓区唯一没写名字的人，周恩来曾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他

1942年深秋的延安，下过一夜小雨，窑洞前的石阶还带着潮意。中央警备团第五连的伙夫班里，那个始终不开口的高个子早早挑起水桶，一趟接一趟地往返于山脚水井与窑洞之间。战士们打趣他“脚底上装了风火轮”，可他只是咧嘴笑，从不作声。后来大家都习惯用手势招呼他，不知不觉，“哑巴”竟成了他在部队里最响亮的名字。

往前推七年，1935年五月红军翻越夹金山时，他曾独自背着二十口铁锅走在队尾。恶劣的高原气候让不少人晕倒，他咬牙坚持，硬是没掉下一口锅。按理说以他的功劳，完全可以留名史册，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也没提过半点要求，这股子倔劲儿让很多老首长记得牢牢的。

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生活并不宽裕，柴米油盐都要自己张罗。哑巴把挑水、劈柴、烧火全兜在身上。天不亮，他点燃灶膛，白烟从烟囱里呼呼往外蹿；晚上人影散去，他还蹲在院角刷锅。周恩来和毛泽东路过，经常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一次吃晚饭，周恩来转向身边警卫，轻声嘱托：“今后别忘了这位老同志。”那一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很多人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央警备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警卫师。哑巴随部队进城，临行前首长专门换给他一身簇新的军装。有人问他激动不激动，他还是笑而不答，只把那顶军帽扣得更严。进城后，他被安排在师部炊事班，任务还是烧水做饭。日子好过了，可他依旧节省：肥皂用到只剩一片薄膜，鞋底磨穿才肯去领新的。照顾他的战友有时忍不住埋怨，他却只冲着大家挠头，比比划划，最后还是那一个憨厚的笑。

时间快进到1971年九月，国家刚刚经历动荡。那天下午，周恩来结束南方调研飞抵北京。随行人员刚踏出机场，周恩来说话了：“一师那个哑巴还好么？”陪同的吴烈愣了好几秒才回神。他没想到，总理在千头万绪之中还惦记这位不起眼的伙夫。晚上回到西花厅，总理又特意追问哑巴的近况，叮咛：“生活上要优待，他是老同志。”

回到部队后，吴烈立即给后勤科打电话，要求给哑巴换新被褥、沙发，还把那张旧木板床换成了席梦思。可让人犯难的是，哑巴年近五旬仍是单身。媒人介绍过几位姑娘，对方嫌他不会说话，事情总是无疾而终。吴烈打趣：“这家伙要求不高，可就是没人懂他的好。”哑巴听见后，先是愣住，随即摇手摆头，似乎在说：一个人也挺好。

1983年冬天，他的身体亮起红灯。一次炊事班卸菜，他忽然捂胸跌倒。医护闻讯赶来，顾不上穿白大褂，抱起急救箱就冲向操作间。心电图显示严重心律失常，值班军医喊道：“快输氧！”几个年轻战士红着眼圈守在门口，却一点忙都帮不上。熬了两天两夜，总算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可往日那个健步如飞的大个子，再也挑不起满桶山泉了。

之后一年多，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连里给他安排最轻的活计——洗菜拣米。他仍旧天亮就到食堂，却不再抡起沉重的铁锅，只是默默搬着菜篮子，贴着墙根活动。1984年七月的一个午后，他趁医务兵打盹，自己悄悄挪到院子里的梧桐下坐了半小时。哑巴抬头看着密实的叶子，不知是不是在想雪山草地，还是想延安的窑洞。当天傍晚，他安静离世，终年六十八岁。

消息报到西山指挥部，有干部低声议论：“他连名字都没留下，八宝山会收吗？”谁也没料到，很快批复来得干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将帅墓区，墓碑无名，可以刻一行字“无名战士”。出殡那天，天气闷热，灵车缓缓驶入公墓。旗帜覆盖着棺椁，没有悼词，没有花圈名字。站在墓前的老同志眼眶湿了，沉默比号角还响亮。

值得一提的是，八宝山将帅墓区里，从元帅到上将，碑石上无不镌刻姓名与头衔，唯独这座素面朝天。道理再简单不过：他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缩影。周恩来的嘱托，在这里获得了最质朴也最庄重的回应——让后人记住那些“名字无人知晓，功绩永世长存”的人。

哑巴这一生没说过一句话，可他的故事在军营口口相传。有人说他是把嗓子留在雪山草地，也有人猜是战斗负伤导致失语。真正的原因已无从考证，留给历史的只有那一串永远填不上的空白格。但空白，并不妨碍人们对他肃然起敬。

今天再走进八宝山，抬眼望去，花岗岩碑林排列有序。倘若看到那块没有名字的墓碑，不妨停一停脚步。碑下静卧的，是一位从长征硝烟走来的老兵，也是无数普通战士的合影。他们不争荣誉，不求声名，却为共和国的根基添砖加瓦。人在或不在，丰碑已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