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政企协同的路径探索与未来展望

文｜刘雪菲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科研货物进出口建立“一线”、“二线”分线管理税收政策体系，将规划部署细化为可落地的操作规则，为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提供制度保障。政策着力降低深港两地跨境流动成本，推动要素集聚、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落地，促进深港互利合作，并进一步强化政企协同攻关。

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政企协同的方向、维度、目标

当前，政企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创新，远远已超越了传统的“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二元模式，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激烈的产业竞争下，不断演进为“战略共生”的新型关系。面对科技封锁、产业围堵的外部挑战，政府与企业需要携手共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政企协同的深化，体现在协同方向、协同的维度与协同目标的层层递进。

从协同方向来看，政策支持模式不断演进，呈现出大致几个阶段性特征。一是早期“符合性政策”，企业只要符合特定产业领域的准入条件，即可申请政策扶持，具有普惠性与准入性的特点；二是“竞争性”政策，政策资源的分配转向择优遴选机制，目的是发掘和培育具有高成长性与较大潜力的优质企业进行针对性扶持；三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更多采用“揭榜挂帅”等政策支持，形成“政府出题、产业解题”或“大企业出题、高校和科研机构解题”的协同攻关模式，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需求。尽管政策在落地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堵点，但这一演进逻辑契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备实践可行性，应予以充分的信心与支持。

从协同维度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协同的维度也相对广泛。一是在工作机制层面，目前已构建起多层级的协同治理体系。省部级协调机制发挥顶层统筹作用，在联席会议框架下设立科技合作专责小组，广东省科技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签署带具体任务的合作协议；市级层面，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的四大重大平台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深港联席会议、科技创新专班等机制通过清单式项目进一步落实落细实现精准对接。

在政策落地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作为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重大平台，已成为深港合作与政策创新的高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政策包进一步明确了科技企业在河套进行创新科技管理体制、跨境科研合作、要素流动等方面的指引。自2026年2月10日起，河套深圳园区实行“一区两线”监管，与香港“一线”进境的自用科研货物免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经“二线”进入内地再依法补税。首批509项科研物资纳入免税清单，以降低科研成本、打通深港要素流动，推动深港协同创新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此外，规则衔接也是重要维度。2025年港股市场非常活跃，IPO屡创新高，众多内地企业赴港IPO上市。企业选择赴港上市，不仅为融资，更在于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优势，整合资管资源、专业服务市场与人力资源，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与参与，这正是大湾区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优势所在。

未来，协同发展需要构建大企业“顶天立地”与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互促共生的高质量科创生态。一方面，需聚焦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支持其成长为该领域的单项冠军，发挥技术引领、资源整合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厚植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土壤，激发其创新活力，为科创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当然，政策有时无法完全穿透产业链。以某链主企业调研为案例，该企业在获得政策资金支持后，计划推动产业链上游研发型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能。但受制于现有政策资金分配机制的约束，相关资金无法科学地、合规地延伸覆盖至链上中小企业。某种程度，政策是“有为政府”的重要抓手，同时需要配合“有效市场”。因此，在强化政策引导的同时，充分赋予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市场主体预留足够的自我调节与演化的时间、空间。

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思考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7.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成“大手牵小手”的协同生态，但仍存在合作碎片化、资源虹吸和制度壁垒等问题。面向未来，大湾区要打造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强化。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生态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科创企业天然具有高风险性、长周期性特征，对耐心资本及早期扶持存在刚性需求。大湾区应在提升培育适配科创企业发展的营科环境方面，进一步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抓手与实施路径。

二是加速颠覆性知识创新的突破。对标长三角地区，发掘区域产业优势和差异化竞争优势，找准细分领域单点突破的抓手，强化颠覆性技术研发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标全球的创科中心发展路径，借鉴其成功经验。

三是发挥科创增长极的辐射带动效应。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研发投入强度与产能存在显著差距，珠江东西两岸发展不均衡问题仍为突出。未来需探索载体共建、创新资源外溢、科创能力转化及梯度协同网络构建的实现路径与优化策略，强化科创极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四是高新技术企业生态的深度互联。持续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多极共生格局的形成，实现创新资源的根系互联。完善政府基金结构、强化容错机制、吸引长期资本，同时优化人才软环境，构建长期主义创新生态。

五是未来产业的政策布局与突破。当前，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尚处于技术革新爆发前夜，低空经济等产业亦处于起步发展的同构阶段。针对此类领域，需重点探讨适配的政策供给方向与实施路径，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可与香港共建生物医药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平台，搭建起跨境数据流通、科研资源共享、成果协同转化的创新枢纽。大湾区应抢抓机遇，研究制定针对性政策，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封面图来自港珠澳大桥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