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乡村社会：从“稻花香里说丰年”到“杠上开花”

作者：唐裕民

我出生在农村，小学、中学时代都在那里度过，父母哥姐主要以务农为生，种水稻、小麦、棉花、黄豆、油菜、番薯，养猪养鸡，等等。小时候看到和经历的农耕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020年以来我常徒步乡村，发现乡村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变成现代的商业社会。在乡村的活动中心、私人场所常常看见老年人、年轻人围坐一桌打扑克、搓麻将，这几年农村打麻将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村里麻将馆远不止一两家，打牌、打麻将成了一种低成本的社交方式。

小牌胡牌每把2元，一把输赢在20元以下，一般是老人在打；中牌胡牌每把为5到10元，一把输赢几十到一百不等，打牌的人主要为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大牌则是每把20元以上，一盘输赢几百甚至上千，一般镇上做点生意的中年男人都会打。

谁还记得，这阵仗十年前哪有？倒带拉回到八九十年代，麻将还是稀罕物。那时候，村里人对麻将的认知，大致等同于现在对区块链的理解——新鲜、神秘、用不上。电视里偶尔播到城里人搓麻将，父母还会皱眉头：“那是闲人干的事。”那会儿，村里人都往地里钻，谁家能腾出人手打麻将，基本能上新闻头条。

转眼改革开放，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村，带回来的除了城市新鲜事，还有一手好牌技。麻将桌就这样悄无声息扎根，成了村里不可或缺的“家当”。现在倒好，聚众麻将成了风潮，主业副业傻傻分不清，田地成了配角，四方桌才是生活的C位。村里那间小卖部，卖烟卖酒不如卖麻将桌赚钱快。棋牌室成了新型“经济支柱”，大人抱娃上桌，小孩在旁边学牌，家庭“娱乐氛围”拉满。

说麻将是娱乐，不如说是乡村版的社交货币。你要说麻将没好处也冤枉它，毕竟亲情、邻里、八卦、信息交流全在这桌上流转得飞快。村里谁家老人生病、谁家鸡下蛋，十分钟就能传遍全村。要不是麻将，村民的社交半径还没微信群大。

一般来讲，社会的理想型分类可以分为生产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前者主要靠生产活动来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则主要依靠消费来组织生活。

地处平原、丘陵地带的农村，人均耕地较少，每家每户只有几亩地，且少有甚至没有工业，乡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村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青中年外出务工。

集镇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社会，镇上除了医院、学校，以及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全是为乡民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装店、理发店，还有养生馆、五谷杂粮配方点、蛋糕店、快递服务点等，一应俱全。

“麻将”现象的普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并非没有娱乐、赌博现象，但是当时生产活动主导了人们的生活，背后有一整套的时间控制机制主导社会规则，比如24节气，村民每天忙于耕作，即使想要娱乐、赌博也没有时间和钱。在这种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整天打牌，大家会说这个人游手好闲，不太争气。但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方面，不少村庄、村民因成片成片土地被征用或流转而失去主要生产资料，在那些距离城市比较远，依靠农林业、没有厂矿等其他产业的村庄，因为本地缺乏产业承接，确实产生了在当地“无事可干”的空闲状态。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所耗费的时间已经非常少。比方说10年前可能还要花两个月时间在农作上，现在可能半个月都不要了，越来越多的农作已经交给了机械和社会化服务，农民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基建的现象级下滑，“建筑业退休令”的出台，致使农民工的需求量大幅减少；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低端岗位减少；外向型经济受金危机冲击，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缩减。农民工整体劳动技能偏低，难以适应市场对技术工种的需求，且农村富裕劳动力数量较多，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综合导致就业困难。

“无工可做”，永久性从工地、工厂回流返乡的农民工，以前在工地工厂上班，人们的时间为施工进度条和生产流水线所控制，大部分民工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现在，恰恰是已经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不再受流水线的控制，而且习惯了消费社会的逻辑。

当乡村社会从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为数不少村民陷入“有时间，无收入”的状况，在大片的闲暇与无处落脚的精神需求之间，具有麻醉精神生活作用，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给平淡的生活一定刺激的抖音、视频、纸牌、麻将，这些触手可及的、低门槛的娱乐、赌博便成了他们或她们逃离“无聊”的出口。

当然，也并不是说只有农村才爱打麻将。想想体育圈那些花边新闻，哪位明星球员没被媒体逮到过夜里搓两圈？有球迷调侃，国足要是牌技赛成绩那叫一个稳定，至少决赛能进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