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警卫胡长保，为救毛泽东而牺牲，临死前仍说：祝革命胜利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的拂晓，川西高原依旧泛着寒意。山路被雾锁得看不清三尺远，先头部队小心踩着湿滑的竹叶，步枪上的冷光时隐时现。就在这样一条狭窄的山脊上，毛泽东所在的行军纵队正向水子地方向前移。二十一岁的警卫班长胡长保走在距离毛泽东十来步的位置，他的眼睛不停扫向天空——过去几天敌机的侦察盘旋得有点勤，空气里弥漫着不寻常的紧张。

胡长保出生在江西吉水，家里是种田人。十六岁参加红军后，他先在军委通信排任排长，跑电报、铺线路、维护发电机样样拿得起。行伍里流传一句玩笑：“胡排长走过的地方，电话线刚好比枪线快半步。”靠着这种稳准快，他被调进领袖身边，当选警卫班长时不过十九岁。有人劝他说守首长没前线刺激，他却憨憨一笑：“保护好首长，也算打仗。”

长征之初，毛泽东在党内话语权受限，胡长保却始终把“主席”挂嘴边。任务间隙，他常跟战友说：“你们看着，打着打着就会听主席的。”这种笃定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多年耳濡目染所得的判断。果然，贵州猴场会议扭转局面那晚，毛泽东开始重新掌舵。夜里落雪，气温逼零下，胡长保跟小曾、陈昌奉三个后生提着马灯找来一罐“醪糟”，想给主席添点热乎劲。毛泽东瞧见那碗甜酒，先是笑，随后轻轻摆手：“先渡乌江才算过年。”几句平淡话，让三个青年激动得连夜忙打背包——那是胡长保第一次在风雪中体味到“战略决心”四个字的分量。

进入四川后，大渡河畔的激流与悬崖把红军逼到极限。强渡安顺场、飞夺泸定桥，每一步都与时间赛跑。胡长保白天警戒，夜里还要轮值守帐篷，无暇顾及脚底溃烂。有人问他疼不疼，他耸肩：“走得快，痛点也追不上我。”渡河成功当晚，毛泽东握住他的手，简单一句“辛苦”，足以让这位年轻的班长乐好几天。

六月初，队伍在花岭坪小憩。彝族向导结束护送任务，胡长保把缴获来的驳壳枪塞给对方：“谁敢欺负，你就抬手。”那位向导红了眼眶，说要回去组织游击队。旁人听着感慨——长征不仅连接了远方，也点燃了沿途百姓的抗争火种。

意外总在转角。六月四日午后，队伍刚出一个箭竹山坳，空中突现三架涂黄翅膀的敌机。轰鸣声低沉而急促，显然是带着任务而来。胡长保抬头一看，对陈昌奉打个手势，两人迅速呈前后扇面护住毛泽东。敌机第一次俯冲，没有开火；第二轮却直接扔下炸弹。尖啸划破山谷，石屑与泥土瞬间飞起。陈昌奉扑倒时只觉胸口一闷，等烟尘散去，他看见毛泽东身旁倒着满身尘灰的胡长保。

弹片插入腹部，血并未喷涌，而是悄悄在体内淤积。胡长保脸色刷白，却还努力撑起身子，低声道：“主席快走，要紧的是行军。”毛泽东俯身把他抱进怀里，吩咐卫生员上药。钟福昌解开药包，纱布才往伤口覆上，鲜血已渗出大片黑红。胡长保抬起眼，话语断断续续：“主席，我……跟不上了……祝革命……胜利。”最后的尾音黏在喉头，像一截被风吹断的号角。

时间只过了短短几分钟，山坡却仿佛静止。风不动，云不飘。毛泽东轻轻放下胡长保，取下随身的旧夹被盖住遗体，摘帽肃立。警卫班所有人一起呼喊“班长”，声音带着沙哑，回响在竹林深处。共事三年的同袍，就此永别。

按照行军纪律，大部队不得停留太久。简单的掩埋后，毛泽东让人把胡长保的钢盔留在土堆，算作标记。转身再走，他脸上看不见悲恸，只剩沉默。后来有人回忆，从花岭坪到懋功这一段路，毛泽东常不由自主侧头，好像还在寻找那个总爱报告“情况正常”的身影。

胡长保牺牲时，正好二十一岁零几个月。档案里记录他的姓名、籍贯、入伍时间，却没有留下照片。因为没照片，军委政治部烈士簿上的个人页空白了相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长征的学者翻阅旧档，才在一份口述材料旁边写下这样一句补充： “卫士胡长保，死时微笑。”

说来残酷，又令人唏嘘。战争年代，保护领袖并不是影子般跟随那么简单；那意味着，在千钧一发时要替领袖挡住最锋利的刀火。一张生命与历史的赌票，胡长保押在那一刻，后世才得以记住沙场外的静默英雄。

胡长保牺牲后，新的警卫班长很快补位，但老班长的规矩却流传下来：行军再疲惫，首长的水壶要装满；夜里再冷，枪膛里的机油也不能结冻。每当路过竹林、峡谷、冰雪，老战士们常说一句话——“胡班长在旁边看着呢”。表面像句玩笑，实则是一份刻骨的纪念。

长征胜利到来时，毛泽东站在陕北清凉山眺望黄河。有人提起牺牲在途中、甚至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警卫员，毛泽东点点头，只说两字：“记得。”这两个字，不高亢，却重如山岳，包含着对胡长保这样的青年所付出的全部肯定。

从十六岁跟队伍出发，到二十一岁血洒川西，一万公里征程，胡长保见证了队伍由困顿到转折，也用自己的倒下为这条道路写下注脚——有人负重前行，才能换来后方的星火燎原。历史书里他的篇幅并不长，却足够闪亮；因为最后那句“祝革命胜利”，已经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