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第一汉臣张廷玉：从配享太庙到恩宠尽失，君臣博弈的终极悲剧

乾隆十五年（1750年）冬，安徽桐城张家老宅前，一队钦差带着冰冷的旨意伫立。78岁的张廷玉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看着家人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赏赐的字画、珠宝、衣裘一一装箱上缴，昔日荣光在寒风中碎成齑粉。谁能想到，这位历经康雍乾三朝、被雍正誉为“器量纯全”的重臣，曾是满清两百余年里唯一获准配享太庙的汉臣，最终却落得被追缴恩赏、险些身败名裂的下场。

他凭什么成为“满清第一汉臣”？又为何在晚年遭遇帝王翻脸？这背后，是一个汉臣在满族皇权体系中的极致挣扎，是君臣相知到猜忌的宿命轮回，更是封建王朝权力游戏的残酷缩影。

康熙十一年（1672年），张廷玉生于京师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张英是康熙朝大学士，以“六尺巷”的谦忍家风闻名。出身桐城张氏的他，自小浸润儒学，深谙“藏拙守慎”的处世之道。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9岁的张廷玉考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正式踏入仕途。此时的清朝，汉臣虽能入仕，却始终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外，翰林院不过是皇权的“文字侍从机构”，张廷玉的起点，与无数汉臣一样平淡无奇。

改变命运的契机，是入值南书房。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张廷玉因“学问优长、书法端楷、心思缜密”被选入南书房，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南书房看似只是抄录上谕、整理奏章的地方，实则是康熙制衡内阁、掌控机密的核心场所。张廷玉在这里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勤慎：每日鸡鸣而起，漏尽乃归，夜里燃双烛办公，一烛批折，一烛校书，从未携一书入值，康熙赞其“勤慎，可托大事”。这种“不妄揣圣意、只忠实执行”的特质，让他在众多侍从官中脱颖而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张廷玉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山东盐贩王美公纠集众人传教，巡抚李树德逮捕百五十余人，康熙命他与都统讬赖、学士登德共同审理。此案牵连甚广，稍不谨慎便会引发民怨或触怒皇权。张廷玉秉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最终以杀七人、流放三十五人戍边定案，既震慑了匪患，又避免了滥杀无辜，完美展现了他的理政能力，次年便升任吏部左侍郎。

真正让张廷玉登顶权力高峰的，是雍正帝。雍正即位后，急需一批可靠的臣子打破朝堂旧局，而张廷玉“气度端凝，应对明晰”的特质，恰好契合了雍正的执政需求。雍正每有急事，口授数言，张廷玉便能一挥而就，拟出的诏书“精敏详瞻，悉当圣意”，雍正曾直言“非汝不克胜任”。更难得的是，张廷玉精通满汉双语，能即时翻译雍正的满文密谕，精准传达圣意，成为雍正处理机密政务的“人形解码器”。

雍正朝的张廷玉，堪称“百官之首”。他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最终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权倾朝野却从不结党。雍正七年（1729年），因西北用兵，雍正设立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张廷玉被命兼管事务，并亲手拟定了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确立“廷寄”制度，密谕直送边将，绕过内阁杜绝泄密；简化票拟流程，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速拟谕旨；建立档案专储制度，所有军机档册封存内奏事处，非奉特旨不得调阅。这套制度重构了清朝的行政体系，让军机处成为皇权的核心执行机构，而张廷玉也凭借这份功绩，成为军机处的“定海神针”。

雍正对张廷玉的信任，已超越君臣界限。张廷玉偶患小恙，雍正便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近侍惊愕不解，雍正解释道：“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将其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父亲张英入祀贤良祠，雍正不仅派人到桐城祭奠，还赐帑金万两建祠，赐予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对张家的恩宠可谓空前绝后。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病危，召张廷玉与鄂尔泰等接受顾命，遗诏明确下令：“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以后配享太庙。”这一殊荣，在满清两百余年历史中，仅张廷玉一位汉臣享有。

有人说，张廷玉的地位不过是帝王一时的宠信，但纵观满清历史，能被称为“第一汉臣”，绝非仅凭恩宠，而是他的能力、功绩与格局，达到了汉臣在满族皇权体系中的极致高度。

首先，他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这一荣誉本身就是“第一”的铁证。配享太庙是封建王朝对臣子的最高嘉奖，意味着死后能与先帝一同受后世祭祀，满清自入关以来，配享太庙者多为宗室贵族与开国功臣，如多尔衮、索尼、鄂尔泰等，均为满族权贵。雍正打破惯例，将张廷玉列入配享名单，既是对他功绩的认可，也是对他忠诚度的极致肯定。即便后来乾隆与张廷玉反目，最终仍遵雍正遗诏，让他配享太庙，可见这份荣誉的合法性与唯一性。

其次，他构建了清朝的行政与文献体系，成为帝国运转的“隐形支柱”。除了完善军机处制度，张廷玉还主持编纂了《明史》《大清会典》《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等一系列核心典籍。编纂《明史》时，他坚持“体例谨严，断限分明，无一字无来历”，首创“三校法”，一校字句讹误，二校出处真伪，三校体例统一，为后世研究明朝历史留下了权威文献，《四库提要》对其赞誉有加。主持修订《大清会典》时，他对每一条制度都追溯源头，标注“康熙某年定”“雍正某年改”，杜绝模糊空间，让清朝的典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雍正朝十三年间，他参与处理的奏折逾十万件，平均每日三十余件，即便到了乾隆初年，七十四岁的他仍日理万机，这种“制度性存在”的价值，是其他汉臣无法替代的。

再者，他以汉臣身份平衡了满汉朝堂势力，为汉臣争取了生存空间。康雍乾时期，满族权贵始终占据朝堂核心，汉臣多为辅助角色。张廷玉凭借自己的能力与皇帝的信任，在军机处与内阁中站稳脚跟，与满族大臣鄂尔泰形成“满汉制衡”的格局。他从不刻意标榜汉臣身份，也不与满族权贵针锋相对，而是以“公慎”之心处理政务，既维护了皇权的稳定，又让汉臣的才干得以发挥。在他的影响下，桐城张氏家族逐渐崛起，成为清代著名的汉臣世家，为后续汉臣进入核心权力圈奠定了基础。

更难得的是，张廷玉始终坚守“臣道”，不贪权、不结党。他身居高位数十年，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从不妄议朝政，也不培植私人势力。雍正曾赐他一等阿达哈哈番爵位，世袭罔替，他却请求让儿子张若霭承袭，自己仍专注于政务。这种“知进退、守本分”的处世之道，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中屹立三朝而不倒，也成为后世汉臣的典范。

乾隆即位之初，对张廷玉依旧十分倚重。他命张廷玉总理事务，加太保衔，晋封三等伯爵，赐号“勤宣”，允许他世袭爵位，还让他继续主持编纂《明史》等典籍，出巡时命张廷玉留京总理朝政，对其信任不减雍正朝。但这份君臣相得的局面，却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逐渐破裂，最终演变为一场恩宠尽失的悲剧。张廷玉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乾隆的帝王心术、君臣理念冲突与个人性格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导火索，是“乞休之争”。乾隆十三年正月，76岁的张廷玉因年老体衰，在新年宴后私下向乾隆请求致仕，希望“荣归故里，安度晚年”。没想到乾隆一口拒绝，理由是“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张廷玉引经据典，称“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还以明太祖允许刘伯温归乡为例，试图说服乾隆。这番话却触怒了乾隆，他认为张廷玉“不思鞠躬尽瘁，反而贪图安逸”，指责其“不够忠诚”，张廷玉只得免冠叩首，呜咽不能自胜，此事不欢而散。

乾隆为何拒绝张廷玉乞休？表面上是挽留老臣，实则是出于皇权掌控的考量。乾隆即位后，一直试图摆脱雍正朝旧臣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帝王权威。张廷玉作为雍正朝的核心重臣，象征着雍正朝的制度与势力，乾隆担心他退休后会成为“前朝遗老”的精神领袖，影响自己的施政。此外，乾隆自视甚高，认为张廷玉“受三朝厚恩，理应以死报国”，主动请辞在他看来是“负恩”的表现。

君臣裂痕的加深，源于张廷玉对“配享太庙”的过度执着。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廷玉再次请求退休，乾隆念及他年事已高，终于松口允准。但张廷玉此时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担心自己死后乾隆会收回配享太庙的恩宠，竟亲自入宫，跪在乾隆面前“乞上一言为券”，请求乾隆写下保证书，确认他配享太庙的资格。这种“主动讨要殊荣”的行为，彻底触碰了乾隆的底线。

在封建王朝，臣子的荣誉应由皇帝主动赐予，臣子主动讨要，既是对帝王权威的挑战，也是“贪名”的表现。乾隆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当时的心情：“廷玉之请，朕心颇不谓然。”他虽不情愿，但还是颁布手诏，确认了张廷玉的配享资格。可张廷玉接下来的举动，更是火上浇油：次日天降风雪，他竟没有亲自入宫谢恩，只派次子张若澄代为谢恩。乾隆勃然大怒，认为张廷玉“恃宠而骄”，对自己毫无敬畏之心，当即降旨切责。

雪上加霜的是，协办大学士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得知皇帝震怒后，私下派人给张廷玉通风报信。次日，张廷玉未经传召便匆匆入宫谢恩，这反而暴露了泄密之事。乾隆得知后更加愤怒，认为张廷玉“结党营私”，门生故吏遍布朝堂，竟敢泄露宫廷机密。他当即革去张廷玉的伯爵爵位，罢免汪由敦的协办大学士之职，还列出张廷玉四条大罪，指责他“负恩忘义”。张廷玉惶恐万分，上疏请求罢免自己的配享资格，甘愿治罪，乾隆虽未治罪，但君臣关系已彻底破裂。

压垮张廷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朱荃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的亲家、四川学政朱荃被御史弹劾“匿丧赶考”，还涉及贿卖生员、勒索规礼等罪行。更严重的是，朱荃曾是吕留良、严鸿达案（曾静案）的株连者，当年被张廷玉暗中开脱，才得以重新入仕。乾隆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张廷玉“明知朱荃是逆案余党，仍与其联姻并荐举，是藐视皇权、包庇罪臣”。

乾隆借题发挥，下旨追缴张廷玉历年来获得的所有赏赐，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御笔、书籍、珠宝、衣裘等。他还特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前往桐城，名义上是追缴赏赐，实则是抄家检查，试图找出张廷玉收藏的“先帝秘密记录”。德保到桐城后，彻底搜查了张家老宅，虽未找到所谓的“秘密文件”，但这场抄家让张廷玉颜面尽失，昔日荣光扫地。此时恰逢皇长子永璜逝世，张廷玉在初祭期间便请求南归，乾隆更加愤怒，下令罢免其配享资格，将他彻底打入谷底。

被追缴赏赐、罢免配享资格后，张廷玉回到桐城老宅，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满清第一汉臣”，如今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罪臣”，巨大的落差让他心力交瘁。他在家中枯坐五年，每日以读书、写字度日，回忆自己五十五年的官宦生涯，从康熙朝的崭露头角，到雍正朝的风光无限，再到乾隆朝的晚节不保，终究逃不过帝王的掌控。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十九日，张廷玉在桐城老宅病逝，享年84岁。消息传到京城，乾隆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想起张廷玉三朝为官，兢兢业业，处理政务从未出过差错，编纂典籍功不可没，即便晚年有过，也罪不至此。更重要的是，雍正遗诏明确命张廷玉配享太庙，若自己执意剥夺，既违背先帝遗愿，也会被后世指责“刻薄老臣”。

最终，乾隆决定遵奉雍正遗诏，恢复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追赠太保，谥“文和”，并亲自为他写下怀旧诗，诗中写道：“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既肯定了张廷玉的功绩，也隐晦地表达了对他晚年举动的不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再次提及张廷玉，认为他当年反对行三老五更之礼的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下令将其奏议刻碑立于国子监，算是对他的最终认可。

张廷玉的一生，是封建王朝汉臣的极致缩影。他凭借自己的勤慎、才干与智慧，在满族皇权的夹缝中登顶权力高峰，成为“满清第一汉臣”；却也因帝王的猜忌、理念的冲突与自身的贪名，最终落得恩宠尽失的结局。他的悲剧，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他始终无法摆脱“臣子”的宿命——无论多么忠诚、多么能干，终究只是皇权的附属品，帝王的一念之间，便可决定其荣辱生死。

如今，桐城的张家老宅早已不复当年荣光，但张廷玉的故事仍在流传。他用一生诠释了“臣道”的极致，也揭露了封建皇权的残酷。所谓“满清第一汉臣”的荣光，终究是一场繁华落尽的梦，梦醒之后，只剩无尽的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