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二叔从台湾衣锦还乡，全村人都去巴结，父亲却把他关在门外

去年腊月我父亲走了，享年八十八岁。办理完丧事，我收拾父亲住的那间屋，却在他床底下，拖出了一口红色的牛皮箱子。
这箱子我着眼熟，仔细一回想，才记起来原来是1988年，二叔从台湾探亲时留下的。
那时候的二叔，穿得西装革履，梳了个大背头，手上还带着金表，见人就发红包，全村人都羡慕我家有个“台湾阔亲戚”。
可唯独我父亲，对他横眉冷对，甚至在他临走时，连送都没送一下。
几十年过去了，二叔早就那边去世了，如今父亲也走了。
我颤抖着手，用改刀撬开了早已生锈的锁扣。我以为里面会是金条，是美金，或者是地契。
可当箱盖掀开，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叠叠发黄的信纸，还有一本破旧的相册。
我随手翻开相册，第一张照片就让我浑身僵硬，头皮发麻。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国。
我家那个消失了四十年的二叔，突然来信了了，说要回来探亲。
听说二叔要回来，整个村都轰动了。村支书亲自带人来帮我家扫院子，县里的统战部都派人来进行了慰问。
那天，二叔是坐着县里的小轿车进的村。
他一下车，好家伙，那气派！灰色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手里夹着那时我们都没见过的“洋烟”。
他身后跟着两辆大卡车，上面拉着彩电、冰箱、洗衣机——那是给家里的“三大件”。
亲戚们都疯了，许多八竿子打不着，一表三千里的亲戚都涌进了我家院子，一口一个“二叔”、“二爷”叫得亲热。
二叔也是真大方，“这个给三婶，这个给四舅……”他笑着发红包，里面装的是“外汇券”，这可是当时的硬通货。
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黑着脸，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任凭二叔怎么叫“哥”，他就是不搭理他。
等到晚上，热闹散去后，屋里只剩下自家人。
二叔“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膝行两步，抱住父亲的腿，嚎啕大哭，“大哥！我回来了！我是礼明啊！”
父亲没有扶起他，反倒是抬起脚，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你还知道回来？”父亲气得浑身发抖。“你这一走就是四十年，老娘把眼睛都哭瞎了，一直在喊你的小名！老爹死的时候，都是望着对岸的，他没见到你最后一面，死不瞑目啊！”
“咱家被划成‘台属’，那些年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吗？我背着这个包袱养活这一大家子，你在哪？”
“现在你有钱了，回来显摆了？我告诉你，胡礼明，我不稀罕！”
二叔跪在地上，任凭父亲打骂责问，一声不吭，只是默默流泪。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觉得父亲有些太过分了。二叔又不是自己主动跑的，那是被抓壮丁裹挟走的。现在回来，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够可以了。
但父亲就是不松口。那段时间，二叔在村里风光无限，但在家里，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他想帮父亲干活，父亲不让；他想给家里修房子，父亲说“不用”。他只能每天去爷爷奶奶坟头坐着，一坐就是大半天。
二叔呆了大半个月，不得不离开了。临走那天，他把全村的亲戚都打点了一遍，唯独没敢给父亲钱。
他把我拉到一边，把那个红色皮箱交给我。
“大侄子，这箱子你收好。里面有些旧物，给你们留个念想。但现在别让你爸看，他还在气头上，估计也不会看……”
二叔就这样失落地离开了，我在心里埋怨父亲：把财神爷赶走了，这下好了，以后二叔肯定不回来了。
果然，从那以后，二叔虽然也写过信，但再也没回来过。没过几年，那边传来消息，二叔病逝了。
我将皮箱塞进了父亲床底下，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父亲箱子里是什么。
父亲没好气地说，箱子里面的东西他没看，已经全部烧了。我感到十分惋惜，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如今，箱子竟然还在床底下。

我打开这口箱子，才看到了真相。哪是阔佬的箱子啊，是一个游子的血泪史！
箱子里有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了二叔在台湾这四十年的生活。
当年他被裹挟到台湾后，因为没文化，从军队撤了下来后干起了苦力。他拉过车，修过马路，通过下水道，最后在一家医院当清洁工，扫厕所，运垃圾。
他终身也没有娶媳妇，主要是穷，娶不起。
日记里写道：
“1980年除夕。今天在医院值班刷厕所。想老娘，想大哥。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我攒了五万台币了，如果能回去，我要给哥盖个大房子。”
“1987年11月，终于开放探亲了！可是我的钱不够。我想风风光光地回去，不想让哥和乡亲们知道我在这边是个扫大街的臭要饭的，不能给老胡家丢人。”
为了那次“衣锦还乡”，为了那两卡车的彩电冰箱，为了那几万块钱的红包，二叔借遍了所有的工友，将自己的积蓄花的一干二净。
照片里，他穿着那身西装，努力挺直那个因为常年弯腰干活而驼了的背。
他在信里写道：
“大哥，我骗了你。我不是大老板，也没发财。老娘老爹走了，我不能让他们在地下还担心我过得不好。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在外面是个废物。”
“我这辈子，亏欠家里太多了。我没能父母尽孝，也没能帮你分担责任，这次回来，看到你和孩子们过的都挺好，我死也瞑目了。”
“那些电器，是我的一点心意。虽然是我扫大街挣得，但都是靠我双手挣得，是干净钱。”
看着这些照片和日记，我哭得浑身颤动，心里这才明白，原来当年的“财神爷”，是打肿脸充胖子！
他宁愿被父亲误解，被骂成“忘恩负义”，也不愿意把那不堪的一面展露给我们。
隔了一天，我将箱子里的遗物去父亲的坟头上烧了，“爸，你冤枉二叔了，他并不是在那边吃香的喝辣，他日子过得也很苦……”
我想，如果父亲泉下有知，此刻一定也悔断了肠子吧。当年他那一脚，踹在了二叔身上，却疼在了两兄弟的心里。
二叔这辈子，太苦了。少小离家，一生漂泊，终身未娶，到死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海峡那头。
他这辈子唯一的“高光时刻”，就是1988年回家的那半个月，却还被最亲的大哥拒之门外。

今年，我专程去了一趟台湾。几经周折，在一个偏僻的公墓里，找到了二叔的骨灰坛。
管理员说：“这个老人走的时候，身边没亲人，就留下一句话，说如果以后大陆有人来找，就把骨灰交给他们。”
我把二叔带回了老家，葬在了父亲和爷爷奶奶的旁边。
那是他们三兄弟（加上早逝的大伯）和爷爷奶奶，时隔多年后的第一次团圆。
二叔的一生，看似是个笑话，是个骗局。但在我心里，他体面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