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冻红的鼻尖与滚烫的童年

推开老屋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那股冷，是有形状的。它不像现在都市高楼间的“穿堂风”，而是像奶奶从缸里刚捞出的、浸透了井水的厚棉被，沉甸甸、湿漉漉地，一下子裹住你单薄的小身板。

寒气从糊着新报纸的窗缝钻进来，和铁皮炉子里窜出的煤烟味、锅里蒸年糕的糯米香，奇妙地混在一起——这便是我们八零九零后，关于“大寒”最经典的嗅觉记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节气，而是一段被冻得通红，却又从骨头缝里冒着热气的童年。

对我们而言，大寒的威严，首先是一场盛大的户外挑战。学校操场成了“战场”，课间十分钟，男生们立刻分成两派“挤油渣”：靠着教室外墙，咬紧牙关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失败者”哈哈笑着，又跑到队伍尾巴重新加入。

不一会儿，浑身就冒着白气，单薄的棉袄再也捂不住那股由内而外的燥热。女孩们则三五成群，踢着用旧作业纸和铜钱扎的毽子，彩色的羽毛在灰白的冬天里上下翻飞。若遇上一夜北风紧，村口的池塘结起“一卡厚”的冰，那便是天赐的乐园。

我们找来谷草杆，趴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对着选中的冰块吹气，直到吹出一个小孔，穿上稻草绳，就能提着一面晶莹的“战利品”四处炫耀，比谁的大，谁的透亮。手冻得没了知觉，心里却烧着一团胜利的火。

大寒，也意味着“年”的脚步声已经擂响了家门。母亲们变得格外忙碌。她会在某个晴冷的下午，熬一锅稠稠的浆糊，指挥我们递剪刀、拿刷子，把窗户上被风吹破的旧报纸小心撕下，再糊上崭新挺括的一层。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纸，柔和地照进屋里，空气里弥漫着米浆特有的香甜。

接着，母亲会变魔术般拿出她早先用红纸剪好的窗花——抱着鲤鱼的胖娃娃、展翅欲飞的喜鹊——轻轻贴在窗上。瞬间，整个灰扑扑的冬天，都被这一点灵动的红点亮了。父亲则开始整理地窖，检查秋收时埋下的萝卜、白菜，盘算着过年的开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甜蜜的期待，我们知道，新衣裳和压岁钱，就藏在“大寒”这个节气的后面。

而大寒最坚实的温暖，总是与食物紧密相连。在北方，放学后踩着“咯吱”响的冻土路回家，最幸福的莫过于被父亲的大手拉进街头小店，吼一声：“走，咥碗泡馍去！” 守着粗瓷海碗，用冻得不灵活的手指，仔细地把硬馍掰成黄豆大小。

当老板浇上滚烫雪白的羊骨汤，撒上碧绿的蒜苗、通红的辣子，一股混合着面香与肉香的磅礴热气直冲面门。稀里呼噜吃下去，一股暖流从胃里炸开，迅速蔓延到指尖，任它窗外北风号叫，我自岿然不动。在南方湿冷的冬天，一锅外婆用铫子慢慢“吊”出来的莲藕排骨汤，则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汤色醇厚如蜜，粉糯的莲藕能拉出长长的丝，排骨炖得酥烂。一碗下肚，那缠绵入骨的湿寒，似乎也被这敦厚温和的暖意驱散了。

如今，住在恒温的公寓里，冬天变成空调面板上一个数字。我们再也无需在寒冬清晨，为了一碗粉条翻山越岭，也少有围着一口大锅，看蒸汽模糊了家人脸庞的时刻。节气，仿佛成了手机日历上一个沉默的标签。

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在便利店加热了一碗速食汤，那过于标准的、工业化的味道，却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我忽然无比怀念，怀念大寒时节母亲连夜赶织、带着雪花图案的厚毛衣，穿在身上虽有些扎人，却笨拙地抵挡了一切风寒；怀念和发小在冰天雪地里堆的那个丑雪人，最后被北风裹挟着，驾着冰车消失在天地的混沌里；更怀念那份全家人为同一个节日忙碌、准备，将最凛冽的时节过出最火热劲头的郑重。

原来，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冬天。我们怀念的，是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用身体最真切的感受去认知四季——冷要冷到打哆嗦，暖要暖到心窝里。大寒，教会我们最初的哲学：最深的寒，是春的襁褓；极致的静，藏着最热闹的序曲。它把“等待”和“希望”这两个词，不是教给我们的大脑，而是刻进了我们被冻红过的脸颊、玩热乎了的身体，和那碗烫到心尖的汤里。

那口存在于记忆里的滚烫，至今仍在为我们御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