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忍了三年骂名，换得一场山河同悲的国葬

1940年5月28日的重庆，嘉陵江上雾气蒙蒙。

一艘名为“民风”号的轮船，逆着浑黄的江水，缓缓驶向储奇门码头。船行得很慢，很沉，像是载不动满舱的哀伤。两岸早已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却静得出奇。只有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一声，又一声。

船上是一口灵柩。里面躺着的人，两个月前还是统兵数万、威震鄂北的集团军总司令。此刻，他静静地躺着，身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旗子有些旧了，边角甚至有些磨损，但很干净。

这个人叫张自忠。他是抗战以来，中国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整个二战反法西斯同盟中，牺牲在前线的最高军衔统帅。

码头上，蒋介石来了，冯玉祥来了，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了。他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或中山装，臂缠黑纱，站得笔直。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那艘船，一点一点地靠近。

船终于靠岸。当棺木被缓缓抬下船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恸哭。那哭声先是零星的，随即连成一片，像决堤的江水，在码头上空回荡。许多士兵哭了，军官哭了，连那些见惯生死的老兵，也忍不住用粗糙的手掌抹着脸。

冯玉祥走上前，这位身高近一米九的山东汉子，张自忠的老长官，用手抚着棺木，眼泪滚滚而下。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廊坊第一次见到那个叫张自忠的年轻人时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五岁，话不多，眼神里却有一股子倔强和沉稳。冯玉祥心里一叹：彦忱啊，你怎么就走在我前头了。

灵柩从码头经市区运往北碚，沿途的景象，后来很多人记了一辈子。

路两旁自发聚集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没有人组织，但队伍肃穆整齐。看到灵柩经过，人们齐刷刷跪下。卖菜的放下扁担，拉车的停下黄包车，店铺里的伙计和掌柜走到街边，学堂里的先生带着学生立在道旁。白发苍苍的老者，被儿孙搀扶着，颤巍巍作揖；妇人怀里的孩子还不懂事，也被这肃穆的气氛感染，睁大眼睛安静地看着。

纸钱像雪片一样，从路边楼房的窗口撒下，纷纷扬扬，落在黑色的棺椁上，落在士兵的肩头，落在重庆五月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满城素缟，举国同哀。

这悲壮一幕的背后，是一个纠缠了三年的是非曲直，和一场以死明志的终极抉择。

时间倒回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前夕。第29军主力奉命南撤，军长宋哲元找到张自忠，让他留下来，代理一切职务，与日本人周旋，拖延时间。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跳火坑。留下来，就是“汉奸”的骂名；不留，则大局难顾。

张自忠沉默许久，说了句：“现在谁都可以走，就我不能走。”他留下来了，在沦陷的北平苦撑了八天，安排伤员，疏散眷属，尽力维持秩序，然后化装潜逃。而报纸上，“张逆自忠”、“华北特号汉奸”的大字标题，已传遍全国。

在济南，他被自己人扣押，押送南京受审。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他撤职查办。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刻，责诟满天下。他曾对同僚吐露心声：“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

他没有辩解，只是向蒋介石请罪，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他等来了戴罪立功的机会。1938年临沂，他率59军昼夜奔袭180里，与日军王牌板垣师团血战七昼夜，砍出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捷报传来，撤职处分的命令也随之撤销。那一仗，他是在用命洗刷清白。

此后，一战随枣，再战襄东，他成了日军闻之胆寒的“活关公”，也成了第五战区最锋利的一把尖刀。官越做越大，从军长到军团长，再到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麾下十五万之众。可他心里那根刺，似乎从未拔出来。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日军三十万重兵压境。作为总司令，他本可坐镇后方指挥，但他留下了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亲率两千余人东渡襄河，直插敌后。

他在信里写：“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副官后来回忆，将军每逢恶战，必先写遗书，归来便烧掉。这次，他没打算烧。

渡河后，他像一把尖刀，在日军后方左冲右突，搅得敌阵大乱。日军惊觉有中国高级指挥官深入险地，调集重兵合围。5月16日，湖北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子弹像雨点一样泼来。

身边士兵越打越少，卫队也被他派去前沿增援。最后时刻，他身边只剩八人。日军逼近，他身中数弹，对部下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遂壮烈殉国，年仅四十九岁。

打扫战场的日军，认出了他的身份，竟也肃然列队，用担架抬走遗体，清洗干净，殓入棺中，立木牌：“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下令：不惜代价，抢回忠骸。部队血战两昼夜，硬是从日军控制区将灵柩夺回。医官擦拭遗体时，数了数，重伤七处，最重的一处，炮弹从前胸穿透后背。

如今，这具饱经创伤的躯体，就静静地躺在这口缓缓行进的棺椁里，回到他誓死保卫的国家首都。

灵柩没有直接下葬，而是“权厝”——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后，再迁往南京中山陵旁。地址选在北碚的雨台山。冯玉祥效仿史可法葬在扬州梅花岭的典故，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手在墓周种下梅花。他说，寒忱的气节，当如梅花凌霜。

下葬那天，是1940年11月16日。场面比迎灵时更为隆重。蒋介石亲自主祭，题写“勋烈常昭”。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上将。

延安那边，毛泽东题了“尽忠报国”，周恩来写了“为国捐躯”。在《追念张荩忱上将》的文章里，周恩来写道：“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可再高的礼遇，也换不回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我常常想，张自忠在那段被国人误解的日子里，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后来回部队，对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这话说得很直白，不像文人那样拐弯抹角。他是个军人，说话办事都有股子干脆劲儿。为什么寻死？因为只有死，才能把蒙在他身上的那些脏水洗干净。这很悲壮，甚至有些惨烈。

国葬的仪式，其实是在替活着的人完成某种交代。那些隆重的环节、肃穆的流程、高规格的礼遇，都是在告诉所有人：这个人，国家认他，民族认他，历史认他。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辩白的“嫌疑者”，而是注定要刻进碑文里的英雄。

很多年后，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回忆，父亲常说一句话：“要凭良心，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她后来到重庆读书，学校离梅花山很近，常去陪父亲坐坐。1945年8月，她在去成都的车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瞬间泪流满面，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

梅花山上的梅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那口“权厝”的灵柩，终究没有移往南京，永远留在了重庆。将军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最终也深情地拥抱了他。

如今我们想起他，不只是想起一位战死沙场的将军，更是想起一个人在滔天误解中的孤独坚守，在至暗时刻里的良心抉择，以及最终用生命完成的那场干净、彻底、轰轰烈烈的自证。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八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嘉陵江畔梅花盛开，依然会有人想起1940年那个湿漉漉的五月，和一艘载着忠魂、逆流而上的轮船。

有些告别，山河记得。有些牺牲，时间会把它酿成整个民族共同的血脉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