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下午两点,解放军先头部队沿着西藏路涌入市区,街边人群用力挥手,高声呼喊欢迎口号。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亲眼看见两具将军装束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普善山脚。上海已然易帜,可那两位死者的身份依旧是个谜,市井间只流传着一个外号——“银牛”。
把时针拨回四天前。5月21日傍晚,在贵州路老闸捕房外,一辆囚车猛地停住,两名被反绑的中年男子被推下车。他们着黄呢军服,却被绑上写着“银牛”二字的纸牌。当荷枪实弹的军警喝令跪下时,两人站得笔挺,面无惧色。其中一位昂首大喊:“毛泽东主席万岁!”枪声立即盖过了呼喊,围观的人被惊得愣在原地——国民党口中的“金融犯”竟向共产党致敬,这说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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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呼喊者叫张权,时年五十。河北武强人,保定军校毕业,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科。二十年代北伐,他一路升至师长;三十年代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务长;抗战中组建战车防御炮部队,一天击毁日军坦克四十余辆的纪录出自他的手笔。论资历,张权是国民党系统里响当当的抗日名将。
抗战期间,战防炮团驻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多次邀他到曾家岩座谈,张权常说:“二位先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大义。”上海地下党为便于联络,安排党员王亚文出任他的秘书,自此埋下了一条隐秘的纽带。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这条纽带发挥了作用。1948年淮海战役前,张权化名深入徐州一带,绘制防线草图,情报直达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渡江战役前,他又潜赴长江南岸,摸清火力配置。两份关键信息让国民党长江天险形同虚设,却无人想到幕后推手正是身披“青天白日”军服的张中将。
4月23日南京易手,蒋介石仓皇登舰抵沪。上海地下党敏锐觉察到一次破局契机,负责人沙文汉与王亚文连夜赶到张权寓所,开门见山:“总攻在即,若能内外呼应,上海可少流血,甚至活捉蒋介石。”张权神色一凛,答道:“责任在我,给我三周。”双方约定5月16日十时发动城区武装起义,张权任总司令。
随后十多天,张权驾着吉普车奔走于吴淞、闸北、浦东,劝说旧识、门生加入起义。182师师长王挽危摇摆不定,他深夜致信鼓励;209师师长方懋锴准备把妻儿送台,他当面一句:“你的炮口究竟对准谁?”方懋锴沉默良久,用力点头。筹划似乎顺风顺水,但一股暗流正在逼近。
蒋介石在黄埔同学会上佯作亲切,实则威逼利诱;汤恩伯发布《战令十条》,每条只一个字——“杀”。最致命的是132师少校情报科长张贤,他顶不住压力,于5月14日晚向警察局长毛森递了密报。毛森旋即戒严全城,密令搜捕“叛乱主谋”。
5月15日清晨,李锡佑少将与秦然轩少校首先落网。当天傍晚,张权从吴淞炮台回城,车刚到家门口便被数名便衣制住。“请配合调查。”对方语气冷硬。张权本能反抗,却被推上卡车,一路直送警备司令部。至此,起义计划戛然而止。
七天审讯,毛森亲自坐堂。话题只有一个——地下党名单。张权挺直腰板:“一切由我负责,其他人皆不相干。”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全用遍,他仍滴水不漏。传闻审讯间隙,毛森砰地拍桌:“对付你这块顽石,老蒋说了——杀!”决定就在5月17日传到溪口山庄,蒋介石回批八字:“扰乱金融,破坏治安,处决!”
于是出现了“银牛”牌子。制造一起“倒卖银元”的假案,比承认军中名将倒向共产党更合算。5月21日16时,贵州路行刑队开枪时,张权仍在狂呼口号;李锡佑随之倒下,面部朝向北方。旁观者心知肚明,这哪是什么金融犯?
枪声尚未散去,嘉定方向炮火轰鸣。四天后,解放军第九兵团跨过苏州河,上海宣告解放。5月26日夜,地下党在普善山找到了张权等人的遗体,草草掩埋的浅坑里,黄呢军服尚未完全染透血色。7月3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
8月24日,万安殡仪馆内挤满了各界人士。致词者评价张权:“未入党,而行已党;未挂星,而功著星。”灵柩安葬上海烈士陵园,墓碑正面只有八字:“张权烈士之墓”。1957年9月,告密者张贤被依法执行死刑,尘埃方落。
时至今日,那块刻着“银牛”的纸牌早已朽烂,可当年枪响前的那声呼喊,在南京路的砖石缝里依旧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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