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25日下午两点，解放军先头部队沿着西藏路涌入市区，街边人群用力挥手，高声呼喊欢迎口号。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亲眼看见两具将军装束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普善山脚。上海已然易帜，可那两位死者的身份依旧是个谜，市井间只流传着一个外号——“银牛”。
把时针拨回四天前。5月21日傍晚，在贵州路老闸捕房外，一辆囚车猛地停住，两名被反绑的中年男子被推下车。他们着黄呢军服，却被绑上写着“银牛”二字的纸牌。当荷枪实弹的军警喝令跪下时，两人站得笔挺，面无惧色。其中一位昂首大喊：“毛泽东主席万岁！”枪声立即盖过了呼喊，围观的人被惊得愣在原地——国民党口中的“金融犯”竟向共产党致敬，这说得通吗？
大声呼喊者叫张权，时年五十。河北武强人，保定军校毕业，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科。二十年代北伐，他一路升至师长；三十年代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教务长；抗战中组建战车防御炮部队，一天击毁日军坦克四十余辆的纪录出自他的手笔。论资历，张权是国民党系统里响当当的抗日名将。
抗战期间，战防炮团驻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多次邀他到曾家岩座谈，张权常说：“二位先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大义。”上海地下党为便于联络，安排党员王亚文出任他的秘书，自此埋下了一条隐秘的纽带。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这条纽带发挥了作用。1948年淮海战役前，张权化名深入徐州一带，绘制防线草图，情报直达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渡江战役前，他又潜赴长江南岸，摸清火力配置。两份关键信息让国民党长江天险形同虚设，却无人想到幕后推手正是身披“青天白日”军服的张中将。
4月23日南京易手，蒋介石仓皇登舰抵沪。上海地下党敏锐觉察到一次破局契机，负责人沙文汉与王亚文连夜赶到张权寓所，开门见山：“总攻在即，若能内外呼应，上海可少流血，甚至活捉蒋介石。”张权神色一凛，答道：“责任在我，给我三周。”双方约定5月16日十时发动城区武装起义，张权任总司令。
随后十多天，张权驾着吉普车奔走于吴淞、闸北、浦东，劝说旧识、门生加入起义。182师师长王挽危摇摆不定，他深夜致信鼓励；209师师长方懋锴准备把妻儿送台，他当面一句：“你的炮口究竟对准谁？”方懋锴沉默良久，用力点头。筹划似乎顺风顺水，但一股暗流正在逼近。
蒋介石在黄埔同学会上佯作亲切，实则威逼利诱；汤恩伯发布《战令十条》，每条只一个字——“杀”。最致命的是132师少校情报科长张贤，他顶不住压力，于5月14日晚向警察局长毛森递了密报。毛森旋即戒严全城，密令搜捕“叛乱主谋”。
5月15日清晨，李锡佑少将与秦然轩少校首先落网。当天傍晚，张权从吴淞炮台回城，车刚到家门口便被数名便衣制住。“请配合调查。”对方语气冷硬。张权本能反抗，却被推上卡车，一路直送警备司令部。至此，起义计划戛然而止。
七天审讯，毛森亲自坐堂。话题只有一个——地下党名单。张权挺直腰板：“一切由我负责，其他人皆不相干。”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全用遍，他仍滴水不漏。传闻审讯间隙，毛森砰地拍桌：“对付你这块顽石，老蒋说了——杀！”决定就在5月17日传到溪口山庄，蒋介石回批八字：“扰乱金融，破坏治安，处决！”
于是出现了“银牛”牌子。制造一起“倒卖银元”的假案，比承认军中名将倒向共产党更合算。5月21日16时，贵州路行刑队开枪时，张权仍在狂呼口号；李锡佑随之倒下，面部朝向北方。旁观者心知肚明，这哪是什么金融犯？
枪声尚未散去，嘉定方向炮火轰鸣。四天后，解放军第九兵团跨过苏州河，上海宣告解放。5月26日夜，地下党在普善山找到了张权等人的遗体，草草掩埋的浅坑里，黄呢军服尚未完全染透血色。7月3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张权为革命烈士。
8月24日，万安殡仪馆内挤满了各界人士。致词者评价张权：“未入党，而行已党；未挂星，而功著星。”灵柩安葬上海烈士陵园，墓碑正面只有八字：“张权烈士之墓”。1957年9月，告密者张贤被依法执行死刑，尘埃方落。
时至今日，那块刻着“银牛”的纸牌早已朽烂，可当年枪响前的那声呼喊，在南京路的砖石缝里依旧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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