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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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最坏的结局,其实是最好的安排,亦如当年初恋寄来的那封分手信,却让我奋发图强考上了军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前几天,我整理老房子的衣柜时,在最底层摸到一个冰凉的物件。
拽出来一看,是个印着“牡丹牌饼干”的铁皮盒,边缘已经生了圈淡褐色的锈。
打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樟脑丸与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本红皮笔记本、一沓老照片,还有三封折叠得方方正正的信。
最上面那封,信封已经黄得发脆。
右上角贴着8分的邮票,收件人地址是“福建某海防部队”。
落款处的字迹娟秀,却带着几分刻意的潦草,是初恋的名字:林晓梅。
指尖抚过折痕处快要裂开的纸页,1993年那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撞进脑海,连营房外的蝉鸣都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我叫水之南木。
1973年生在粤东一个靠山的小村落。
家里有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
1991年,我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刚过专科线,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
二弟要读高中。
三弟还在上小学。
爹娘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着三亩水田,一年忙到头也只够温饱。
村支书领着征兵干部上门那天,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得邦邦响:
“让你家老大去部队吧,好歹有口饱饭吃,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想去部队。
又舍不得初恋林晓梅。
她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邻村的,我们两家隔了一条小河,走路只要十五分钟。
她梳着齐耳的漂亮短发,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笑起来右边脸颊有个浅浅的梨涡,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
我们俩从初中就一起上下学,她性子文静,却总爱跟在我身后。
我替她背书包,她帮我补数学笔记。
高三那年秋收。
我在田里割稻子割得满手水泡,她提着个竹篮悄悄来找我。
从里面掏出一瓶獾油,还有两个热乎乎冒着气的烤红薯:“我娘说獾油治烫伤最管用,你快擦擦。”
那天午后的阳光金灿灿的,她蹲在田埂上,小心翼翼地给我涂药。
指尖触到皮肤时带着微凉的暖意。
我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鼓足勇气说:“晓梅,等我以后有本事了,就娶你当媳妇。”
她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子,低下头小声的嗯了一声,手里的红薯都忘了啃完。
入伍前一天晚上。
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在上映《庐山恋》。
我攒了半天的零花钱买了两张电影票。
但我们坐在电影院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愣是从天黑坐到天亮,谁都没进去看电影。
那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她连夜给我纳的鞋垫子,上面的针脚密密麻麻的,还绣着“平安”两个字。
“南木哥,到了部队要好好照顾自己,别逞强。”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也要记得给我写。”
我想抱抱她,可那个年代的恋爱,连牵手都要偷偷摸摸的。
我只能红着眼眶点头,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
第二天要走了。
娘红着眼眶给我缝补旧衣裳,往我包袱里塞了十个煮鸡蛋,还有一卷皱巴巴的五块钱纸币。
我早早地就上了车,从车窗里往外看,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可直到车子开动,都没看到她来。
我心里有些委屈,甚至有点生气,觉得她连送我最后一程都不愿意。
后来我娘写信告诉我,我走的那天,晓梅在我家门口站了整整一个上午,眼睛哭得红肿,最后还是被她娘拉走的。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福建某海防连,驻地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
每天的生活就是站岗放哨、军事训练。
训练强度大得惊人,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负重五公里越野、匍匐前进、实弹射击,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可只要收到远方初恋晓梅的信,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用的是方格稿纸,字迹工整秀丽。
她会告诉我,家里的猪下了崽,一共六只,个个都胖乎乎的;
她在镇上的粮油站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每天给乡亲们称米打油,虽然工资不高,但能补贴家用;
她还会说,她想我了,想看看我站岗时的样子,想听听大海的声音。
我给她回信时,也总爱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我告诉她,站岗时看到的大海是深蓝色的,傍晚时分,夕阳会把海面染成金红色,特别好看;
训练时战友们互相捉弄,有人把辣椒粉撒进别人的水壶里,结果被班长罚跑五公里;
连长对我特别好,知道我文化底子不错,还把他的旧课本借给我看。
我还在信里给晓梅画过站岗亭的样子,画过海边的礁石。
虽然画得不好,但每次都能收到她带着温柔笑意的回信,说她把我的画贴在了床头,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
1992年底。
我因为训练成绩突出,成了班里的训练尖子,还得了个“优秀士兵”的大红奖状。
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坐在藤椅上,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
喝了口茶水说:“水之南木,你小子有股韧劲,明年军校招生,我推荐你去考,好好准备,别给咱连丢脸。”
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快掉下来了。
军校,那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只要考上了,就能成为军官,就能给家里争光,就能给晓梅一个安稳的未来。
我连夜给她写了封信,信纸写得满满当当。
字里行间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悦,我说等我考上军校,就请假回家看她,就跟她爹娘提亲。
她的回信来得很快,比平时早了三天。
信封还是那个熟悉的牛皮纸信封,可里面的信纸却只有一页。
字迹也不像平时那么工整,有些潦草,甚至有些颤抖。
信里写着:“南木哥,对不起,我们不合适。我已经有了新的对象,是镇上卫生院院长的儿子,他能给我安稳平静的生活,你好好在部队干,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拿着那封信,在营房门口站了很久很久。
那天的太阳特别毒,晒得地面都发烫,可我却觉得浑身冰冷,仿佛像掉进了冰窖里。
战友们都去食堂吃饭了,营区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的海浪声,一下一下,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割得我心口生疼。
我想不通,怎么才短短一个月,一切就都变了?
我们明明那么好,明明约定好了未来,她怎么会突然有了新的对象?
班长发现我不对劲,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南木,咋了?饭都不吃了?”
我强忍着眼泪,摇了摇头说:“没事,班长,我不饿。”
转身跑回宿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浸湿了枕巾。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一样。
训练时频频出错,实弹射击打偏了靶心,五公里越野落在了最后。
班长几次想找我谈话,都被我躲了过去,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失恋了。
连长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支递给我:“来,抽一支。”
我接过烟,手抖得厉害,连打火机都打不着。
连长帮我点燃了烟,他说:“你的事,班长都跟我说了。
感情的事,谁也勉强不了,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
你想想,你从农村出来,不容易,家里爹娘还盼着你出人头地呢。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两年服役期满,卷铺盖回家,继续种那三亩水田;
要么就咬咬牙,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撒在书本上,好好准备考军校,用成绩证明自己。
别让别人看不起,也别让自己后悔。”
我猛吸了一口烟,辛辣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连长说得对,我不能就这么垮了。
我想起了爹娘期盼的眼神,想起了晓梅曾经对我的鼓励,想起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我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对连长说:“连长,我想好了,我要考军校,我一定要考上。”
从那以后,我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
白天,我跟着战友们一起训练,别人练一个小时,我就练两个小时,体能跟不上,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加练;
晚上,熄灯号一响,我就拿着书本和手电筒,偷偷钻到走廊的角落里拼了命的学习。
走廊里没有桌子,我就把书本放在膝盖上,手电筒用绳子系在栏杆上,借着微弱的光线看书。
冬天的夜晚特别冷,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冻得我手脚发麻,我就裹着军大衣,跺着脚取暖;
夏天蚊子多,我就抹上厚厚的花露水,任凭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也只顾着埋头做题。
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考上军校,不能让晓梅看不起,更不能让爹娘失望。
战友们都笑我疯了。
说我是被失恋冲昏了头脑,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依旧坚持着。
连长也很支持我,他把他珍藏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都借给了我,还经常在晚上过来陪我学习,给我讲解难题。
有一次,我看书看到凌晨三点,实在太困了,趴在膝盖上睡着了。
连长把他的军大衣披在我身上,轻轻说了一句:“小子,别太累了。”
1993年7月,军校招生考试开始了。
我们连队一共有五个人参加考试,考点在市区的一所中学。
考试那天,连长亲自开车送我们去考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南木,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我相信你。”
我点了点头,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三天的考试,我沉着应战,每一道题都认真仔细作答,把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努力和付出都倾注在试卷上。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连队,虽然有信心,但心里依旧忐忑不安,每天都在盼着成绩出来。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连队。
连长拿着通知书,在操场上就喊了起来:“水之南木,考上了!你考上军校了!”
我跑过去,接过通知书,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陆军学院”。
那一刻,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连队一共考上了两个人,我是第一名。
那天晚上,连长请我喝了一顿酒,他说:“小子,有出息了,果然没让我失望。到了军校,要继续努力,好好深造,将来为部队争光。”
1996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回了原部队,成了一名排长。
部队的生活依旧充实而忙碌,训练、带兵、执行任务,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过去的事情。
晓梅的名字,也渐渐被我埋在了心底深处。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2003年,我已经晋升为连长,那年春节,我请假回老家探亲。
大年初二,我提着礼品去给村支书拜年,路过邻村的时候,碰到了晓梅当年的邻居王婶。
王婶已经头发花白了,她看到我,眼睛一亮,拉着我的手就不肯松开:“这不是南木吗?多少年没见了,都长这么出息了!”
我们坐在王婶家的堂屋里,王婶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叹了口气说:“南木啊,有些事,我憋了这么多年,还是想告诉你。当年晓梅跟你分手,不是真心的啊。”
我心里猛地一沉,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王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993年初,晓梅她爹去镇上买化肥,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肇事者当场就跑了。”
王婶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她爹伤得很重,肋骨断了三根。
还伤了内脏,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必须要赶紧做手术,不然就有生命危险。
可那手术费要好几千块,她家哪里拿得出来啊?
她娘急得直哭,晓梅也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镇上卫生院的院长找到了她,说只要她答应嫁给她儿子,手术费和医药费他们家全包了。”
王婶接着说,“院长的儿子你也知道,就是那个瘸腿的张建军,他之前就一直追晓梅,晓梅一直不同意。可那时候,为了救她爹的命,晓梅没办法啊,只能答应了。”
“她怕耽误你,怕你知道了真相会分心,影响你考军校,就故意给你写了那封分手信。
说她有了新的对象,想让你恨她,这样你就能安心备考了。”
王婶抹了一把眼泪,“她写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
她一边写一边哭,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还是狠下心把信寄了出去。”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原来,当年晓梅不是不爱我,而是为了救她爹,才不得不做出那样决绝的选择。
原来,那封看似绝情的分手信背后,藏着她那么多的无奈和痛苦。
我想起了她信里潦草的字迹,想起了她当年红着眼眶的样子。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疼。
“晓梅嫁过去以后,过得并不好。”
王婶叹了口气,“张建军那个人,脾气不好,还好喝酒,一喝酒就打人。
晓梅为了孩子,一直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跟他离婚了。
前几年,她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听说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我听完王婶的话,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晓梅是因为嫌弃我穷,才跟我分手的。
心里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怨恨。
可现在我才知道,她当年是多么的无助和痛苦。
如果不是为了救她爹,她不会嫁给张建军,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可人生没有如果。
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过晓梅的事。
我也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也没有想过要亲自去找她。
有些事,知道了真相就够了,再纠缠下去,只会徒增烦恼。
我知道,她现在过得很好,这就足够了。
2007年,我以正营职军官的身份转业了,被安置到了市里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这些年来,我结婚生子,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我常常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封泛黄的分手信,想起晓梅那张带着梨涡的笑脸。
我把铁皮盒重新盖好,小心翼翼地又重新塞回衣柜的最底层。
这些旧物,承载着我青春的记忆。
虽然有些苦涩,但更多的是成长和成全。
如果当年没有那封分手信,没有晓梅的“绝情”,我可能不会那么拼命地考军校。
也许就会像连长说的那样,服役期满后回家种地,和晓梅结婚生子,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最坏的结局,其实是最好的安排。
当年晓梅的那封信,把我从一条平凡的路上,直接拐到了另一条充满希望的路上。
现在想起她,心里没有了怨恨,只有一丝淡淡的遗憾和深深的感激。
或许,这就是命运巧合的安排吧。
有些爱情,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它却能成为你前进的动力,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那些曾经的遗憾和痛苦,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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