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为方便大家阅读,用第一人称来写,内容纯属虚构,请勿过度揣度,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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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儿子来接他那天下雨,雨不大,但没完没了,像这个春天里永远拧不干的抹布。
“我爸这三年,麻烦您了。”小李站在客厅里,西装笔挺,手里拎着个真皮行李箱——那是他上周刚寄过来的,说要接父亲去深圳享福。
老李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没说话,手里攥着那副磨得发亮的象棋。这三年,每天下午我俩都要杀两盘,他总输,但从不悔棋。
“东西都收拾好了。”我把打包好的行李推到门口,三个编织袋,一个旧皮箱,简简单单。老李来的时候也就这些。
小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厚厚的:“张阿姨,这是最后一年的费用,十二个月,八万四。另外这两万是感谢费,谢谢您照顾我爸。”
我没接。老李每月给我七千,说是搭伙费——他住我家次卧,我管他一日三餐,洗衣服打扫,头疼脑热陪着上医院。街坊邻居都说我赚了,一个退休老太太,每月多七千收入。只有我知道,这钱拿着烫手。
“钱不用了。”我把信封推回去,“这三年,老李没少帮我。我腰疼的时候,都是他做饭。”
“那不行,说好的。”小李执意要给。
推搡间,信封掉在地上,散落出一沓钞票,还有几张纸。我弯腰去捡,目光扫过纸上的字,手僵在半空。
那是一份遗嘱的复印件。
老李的字我认得,虽然颤颤巍巍,但一笔一划很认真:“本人李国栋,名下存款四十二万七千元,全部赠予张秀兰同志,感谢她三年悉心照料。房子归儿子李建华,特此立据。”
底下日期是去年冬天,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记得那天老李说要去公证处,我问干啥去,他说老年证年审。
“这……这是什么?”我的声音在抖。
小李脸色变了,赶紧捡起那些纸:“阿姨,您听我解释……”
老李突然站起来,拐杖重重杵在地上:“解释什么!白纸黑字,我写的!”
“爸!您别添乱!”小李急了,“张阿姨,我爸老年痴呆了,这遗嘱不算数……”
“放屁!”老李的脸涨得通红,“我清醒得很!去年体检,医生说我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我就立了遗嘱。我怕哪天真糊涂了,欠你的情还不上了!”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雨敲窗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老李面前:“老李,你每月给我七千,是不是就是……”
“是。”老李直接承认了,“我算过,请个住家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最少六千。你做得比保姆好,我多加一千。但这不够,秀兰,这三年,你对我……像对家里人一样。”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三年前,老李搬来那天也是个雨天。他拖着行李站在我家门口,有点拘谨:“街道王主任介绍来的,说您这儿可以搭伙养老。”
那时我刚退休两年,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国外。一个人守着八十平的老房子,白天对着电视,晚上对着天花板。儿子说找个保姆,我不要,陌生人住家里别扭。
但老李不一样。他是中学退休教师,爱干净,懂礼貌,来了之后不仅按时交钱,还帮我修好了漏水的龙头,给阳台的花换土,甚至在我感冒时熬姜汤。
慢慢地,搭伙的日子有了温度。早上我熬粥,他下楼买油条;中午他午睡,我看电视音量调小;晚上一起散步,他讲他教过的学生,我讲我厂里的姐妹。街坊看见,都说我们像老两口。
可我们清楚,不是。是搭伙,是各取所需——他需要人照顾,我需要钱和陪伴。我们分房睡,钱货两清,谁也不欠谁。
至少我一直这么认为。
直到去年秋天,我腰突犯了,下不了床。老李每天给我热敷、熬药,扶我去厕所。有天夜里疼得厉害,他坐在我床边,像哄孩子一样拍我的背:“秀兰,忍忍,天亮了咱去医院。”
我说:“老李,麻烦你了。”
他说:“不麻烦,这三年,你也没嫌我麻烦。”
那时我没多想。现在想来,一切都有迹可循——他越来越频繁地提起“以后”,总说“我要是不在了”;他开始整理东西,把旧照片一张张归类;甚至偷偷去公证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擦着眼泪,“你要是告诉我生病了,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老李苦笑,“让你可怜我?秀兰,我不要可怜。这三年,我是真心实意把你当家人。这钱,是我自愿给的。”
小李插话:“爸,那是您一辈子的积蓄!四十二万啊!”
“我的钱,我爱给谁给谁!”老李瞪儿子,“你三年来看我几次?春节回来三天,国庆回来两天,平时电话都不打几个。要不是秀兰,我死屋里都没人知道!”
小李哑口无言。
“秀兰,”老李转向我,声音软下来,“这钱你拿着。你儿子在国外,以后用钱的地方多。我这病,越来越重,去深圳也是拖累孩子。不如……”
“不如什么?”我打断他,“不如把钱给我,然后自己去养老院等死?李国栋,你把我张秀兰当什么人了!”
我抓起那份遗嘱,嘶啦一声撕成两半。
“你……”老李愣住了。
“要搭伙就好好搭伙,别整这些。”我把撕碎的纸扔进垃圾桶,“明天我去退机票,深圳不去了。咱还住这儿,该下棋下棋,该散步散步。”
小李急了:“阿姨,我爸这病需要专业护理……”
“我会学。”我说,“阿尔茨海默症怎么照顾,我上网查,我去医院问。再不行,我儿子给我买的那个平板电脑,可以视频,让外国专家教。”
老李的眼睛红了:“秀兰,你这是何苦……”
“苦什么?”我笑了,眼泪却止不住,“这三年,你每月给我七千,但下雨天你给我送伞,我生日你给我煮长寿面,我半夜咳嗽你给我倒水——这些,七千块钱买得来吗?”
我走到老李面前,握住他颤抖的手:“老李,搭伙这词不好听。以后咱们不搭伙了,咱们就……就搭个伴儿。你病了,我照顾你;我老了,你陪着我。钱不钱的,别提了。”
老李的手很凉,但紧紧回握着我。
小李看着我们,沉默了很久,终于说:“爸,要不……我在深圳请个保姆,您还是留这儿?”
“你爸哪儿也不去。”我替老李回答,“这是他的家。”
雨渐渐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湿漉漉的窗玻璃上,金光粼粼的。
那天晚上,老李没回自己屋。我们坐在客厅里,像过去的无数个夜晚一样,他泡茶,我摆棋盘。但有什么不一样了——那层叫“搭伙”的纸,捅破了。
“秀兰,”老李落下一子,“我可能……以后会忘事,会不认得你。”
“那我就天天告诉你,我是张秀兰,你老伴儿。”
“咱不是老伴儿。”老李很认真。
“那就说是搭伙的。”我笑,“反正这辈子,咱俩是搭上了。”
窗外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老李从怀里掏出个旧怀表,打开,里面是张年轻女子的照片——是他去世多年的妻子。
“这是淑芬。”老李摩挲着照片,“她走十年了。这十年,我总觉得日子到头了。直到遇见你。”
他把怀表递给我:“这个,你帮我收着。我怕哪天……连这个都忘了。”
我接过怀表,沉甸甸的,像接住了一个人全部的过去。
“忘不了。”我把怀表握在手心,“我替你记着。你叫李国栋,六十八岁,教了一辈子书,爱下棋,吃面要放很多醋,最怕蟑螂。”
老李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了花。
后来,儿子从国外打来视频,听说我不让老李走,急了:“妈,您这是何必?非亲非故的……”
我说:“儿啊,这世上不是只有血缘才叫亲人。这三年,我半夜心慌,是老李给我拿药;下雨收衣服,是老李跑下楼;过年包饺子,是老李擀皮我调馅——这些,亲儿子能做到吗?”
儿子沉默了。
“钱我会退给老李儿子。”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至少现在,我们相互扶持着,走得稳当。”
如今,老李的记忆力确实在衰退。有时会叫错我的名字,有时忘了眼镜放哪儿。但我发现,他从来没忘下午三点要下棋,没忘我吃药的时间,没忘阳台那盆茉莉要每天浇水。
医生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忘掉很多事,但最深的记忆、最真的情感,会留到最后。
我相信。
昨天整理屋子,发现老李的记账本。从三年前来的第一天开始记,每一笔开销清清楚楚。但在最后一页,他写了一行字:
“秀兰照顾我,无价。若我不在了,所有归她。李国栋,绝笔。”
“绝笔”两个字被划掉了,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还是活着好,能多陪她几天。”
我合上账本,望向客厅。老李正在窗边晒太阳,手里还攥着那副象棋,头一点一点的,打起了盹。
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暖融融的。
我忽然明白,这世上有些账,是算不清的。比如三年的时间值多少钱,比如一顿热饭的温度怎么计价,比如两个孤独的老人相互取暖,这份陪伴该标价几何。
不算了。
就让它糊涂着吧。像老李逐渐模糊的记忆,像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像这场搭伙开始得不明不白,却要在人生末尾,活得明明白白。
雨还会下,棋还要下,日子还得过。
而有些陪伴,从一开始就不是买卖,是两颗心在人生寒冬里,不约而同地,往一起凑了凑。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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