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谭余保向毛主席申请回老家清理叛徒，主席亲签电文：同意

1949年2月25日的一个清晨，北平城墙上的积雪尚未化尽。一名身着粗呢大衣的军人匆匆奔向西苑作战值班室，他怀里揣着折成三角形的电报纸。值班参谋看清落款后忍不住挑眉——发报人：谭余保。
电报写得干脆：“不求官职，乞回湘赣，彻底清理叛徒，望准。”末尾那几个力透纸背的字似乎还带着南方山野的野劲，让读电报的人都能想象出那张络腮胡底下紧抿的嘴角。短短两行，却字字见血。

彼时的谭余保已五十二岁，肺疾缠身，又刚结束一段紧张的南下督战行程，按理说需要静养。但他咬定“先清算叛徒，再疗旧疾”。中央书记处内部有人替他打圆场：“余保同志脾性急，他若不回去，夜里都睡不踏实。”毛主席看完电文，只在批示栏写了一个字——“准”，随后又添了句：“无论大小，务请秉公。”
4月中旬，谭余保抵达长沙。第一桩案子就发生在烈军属代表大会现场。他正向在座老区妇女致意，忽然目光像鹰一样定在角落一张面孔上。只听他喝道：“坐第三排的，站出来！”会场瞬间静若寒窑。公安人员核对身份后，当场确认此人正是1932年出卖红军游击小分队的刘某。枪声压过掌声，一排窗户玻璃抖了一下，谭余保转身继续讲话，好像刚才只是一阵风声。

谭余保“杀伐果决”的名声早在井冈山时期便传遍敌友。1935年棋盘山肃反，他对短枪队政委彭克胜的处置一直被后人议论。事发那日，颜福华带回两个下山“失联”的警卫干部，未及详细审问便先处决一人。事后谭余保懊恼，却仍咬牙认定：“特殊时势，爷们只能担干系。”多年后他回忆，自己错在“太信部下的刀子”，却仍不后悔当场把剩下那名队长流放前线，以敌火自证清白。
谭余保的严厉源自血债。1934年秋，一条警戒线外的红军医院前，他偶遇八岁的长女“娇仔”。小女孩只有一句话：“他们都没了。”家被烧，亲人惨死于“清剿”。那夜，他在水缸边抹刀，誓言“只要有一口气，决不让叛徒活着回村”。此后他再谈家事，必沉默。
抗日战争爆发后，谭余保奉命北上延安。途中误把陈毅当作“劝降密使”的插曲常被战友拿来取笑，陈毅却乐呵呵说：“好家伙，差点就折在他那泡桐棍下。”事后两人成为好友。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课堂上，陈毅递来一张纸条：“多读两本书，刀口更快。”谭余保回了三个字：“记下了。”

然而，延安窑洞里养病的这段时间，却让湘赣边出了大乱子。1940年，老警卫颜福华叛逃，携枪支财物投往桂系。谭余保听闻消息，当场咳出一口血。他把颜的名字写在竹片上，压在枕下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逢会必问湖南公安：“颜福华，可有下落？”直到1965年香港杂志出现一篇署名文章，他才确定此人已潜逃海外，“此生恐难擒捕”成了终身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谭余保在湖南清剿叛徒的时候，并非只知道“动刀动枪”。针对少数被威逼裹挟、罪不至死的基层人员，他采用了“半个月政治学习+田间劳作”的方式处置，随后公示“摘帽名单”。这样既震慑了顽固分子，也给动摇者留了生路。湖南新宁县公安科长回忆，那段时间每天日落后县城广播响起：“今日宽大处理××人”。百姓议论纷纷：“谭主席这回不光砍头，还要救人。”
1950年春，他完成湘赣边的集中清理，向中央递交一份厚厚的《肃叛工作报告》。毛主席在扉页批示：“此稿可存档，供中南区各省借鉴。”随后安排谭余保进入湖南省军政委员会。有人私下议论：“谭老杀气太重，怕不好共事。”但短短几年，他大兴水利、减免田赋、严惩贪腐，一改外界成见。常德农民写来表扬信：“他骂官，官不敢回嘴；他护农，农暗里叫好。”

到1964年，湖南公安厅统计，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共清理隐匿叛徒六百八十余人，其中一百一十份关键线索直接来自谭余保亲笔批示。数据乍看冰冷，却是湘赣边多年安定的基石。新华社记者后来采访他，问及“肃反是否有过误伤”。谭余保沉默片刻，只说一句“刀子翻过来，心里也难”。
1980年1月10日，他病逝北京。追悼会在长沙举行，老区群众自发排成两公里长队送行。有人提起当年那封仅有三十六字的电报，“不求官职”的誓言仿佛仍在纸背滚烫。握着花圈的老兵低声道：“他这辈子，一件事做到底——该死的绝不放过，该活的就得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