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林彪到庐山疗养，贺子珍知道后上山看望：小林，主席在吗？

1960年6月下旬，南昌的雨刚停，气压仍低得厉害。三纬路小院里，贺子珍坐在藤椅上抽烟，护士卢泮云递来当天的《江西日报》，一条短讯写着：林彪已携家属抵庐山休养。贺子珍眼神一闪，那份多年没动过的急切突然冒了出来。她放下烟蒂，只说了一句：“备车，上山。”

省委很快派了两台伏尔加。工作人员劝她：“主席不在庐山。”贺子珍摆手，声音低却坚决：“我知道。”车子发动，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窗外云雾翻卷，同车的卢泮云注意到，贺子珍远比去年瘦，指尖却不住敲打扶手，像是计算时间。

到达九江第一招待所已近黄昏，程先喜上前接待。老人家一点不给面子，径直问：“180号是不是给小林住？”程先喜点头。贺子珍没再多话，抬脚就走。夜色中，她的背影有点颤，步子却没慢。

180别墅里，林彪正靠在躺椅上听广播，叶群伏低身子给他按摩肩背。忽听警卫在楼下汇报：“两位女同志到访。”叶群下楼，灯下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惊呼：“大姐！”楼上的林彪闻声探头，脱口而出：“子珍？”他几乎是小跑下楼，握住贺子珍的手，“多少年了，你还称我小林。”

客厅灯光温暖，叶群忙着泡茶，又吩咐厨房准备清淡米粥。林彪本来胃口不好，见到老同志，精神反倒提了几分，他把药瓶收进抽屉，笑道：“你看，我比当年在延安瘦多了，但命还在。”贺子珍点点头，目光扫了一圈屋子才低声问：“主席到底来不来？”这一句，小林愣了愣，只能如实：“今年他不会上山。”

短暂沉默后，叶群把两个孩子带出来，豆豆、小老虎怯生生喊“贺娘娘”。贺子珍摸摸孩子的头，笑意里却带着失落。林彪察觉，不自觉放低嗓门：“他若来了，我第一个告诉你。”贺子珍嘴角动了动，没有接话。细碎的对话，就像落在桌上的茶渍，转瞬干了却留下痕迹。

夜深，卢泮云搀她出门。山风凉，贺子珍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两眼，独自叹了口气：“毛主席爱庐山，他终究会再来的。”随后掏出香烟，一连点了三支。卢泮云轻声提醒：“医生说要少抽。”贺子珍嗯了一声，却没停。

回到南昌，她整整两天不吃正餐，只靠水果和浓茶。李敏接到电报，又从北京南下。母女见面那瞬间，李敏的鼻子发酸：“妈妈，你别再折腾自己。”贺子珍没回答，盯着窗外的梧桐叶，像在等谁的脚步声。第三天凌晨，她忽然吩咐：“去上海把票订下，我想换个地方散散心。”

翻腾的思绪追溯到上一年。1959年7月9日晚，她在美庐与毛泽东重逢，仅一小时，相隔二十二年的空白却像洪水。那夜下楼，她哭得不能自已，连毛泽东递过来的安眠药都顺手塞进口袋。回到南昌后，高烧、拒食、狂抽烟，一切病症实则源于那一句“明天再见”，结果第二天主席下山，她再也没等到。

1960年的庐山之行，并非简单探病。对贺子珍而言，那是一线渺茫的希望：或许碰巧能遇到毛泽东；或许他会像当年在瑞金那样，握着她的手说一句“辛苦了，同志”。所有可能最后化作一句“主席在吗”，问出口，却也把答案堵死。

此后几年，她情绪起伏反复，但身体总算没再大碍。1965年春，组织上把她接去上海疗养，黄浦江边的风把她头发吹得凌乱，她却乐得每天抱一本《列宁选集》在阳台晒太阳。有时候碰到热心邻居，她会聊起过去：“井冈山那阵子，总是夜里给主席煎糊米粥，他胃不好。”说完自己也笑，像回到青年时代。

1976年9月9日清晨，收音机传来噩耗，“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怔在床头，一支烟点着，却忘了抽。卢泮云赶来，只见老人双手发抖，却一句话也没有。那天之后，她的精神就像被抽走了主心骨，长时间坐在镜前，抚摸早已花白的长发。

1979年秋，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借赴京开会之机，提出去纪念堂。9月18日，大风吹动天安门广场的红旗。贺子珍被推到毛泽东汉白玉像前，看了足足五分钟，眼泪不停往下掉，工作人员低声提醒不得放声，李敏握住母亲的肩，能感受到那股难以言说的颤抖。随后，母女在水晶棺前驻足几秒，贺子珍俯身，似乎想把头贴近玻璃，却被扶住。她没说话，嘴唇只是无声地动了一下——没人知道那是呼唤还是叹息。

离开时，她回望纪念堂。那神情，让随行摄影师按下快门。照片里，贺子珍斜倚轮椅，眼神空空，如同看一条长长的路，却再也走不到终点。此后五年，她定居上海，偶尔在石库门弄堂里晾晒衣物，邻居喊她“贺大姐”。她笑答，声音轻，却从未再提庐山。

1984年4月19日清晨，春雨后天色微凉。贺子珍在新华医院病房里停止呼吸，享年七十五岁。骨灰运抵八宝山那天，李敏捧着盒子，想起二十四年前母亲在庐山的那句：“毛主席爱庐山，他还会来的。”风翻动松柏，枝叶有些沙沙作响，像是回应，又像是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