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周总理得知一人被开除党籍直言：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

1936年12月十五日凌晨，西安城北风声凛冽。一间昏暗的民宅内，周恩来推门而入，看见角落里摆弄元件的汉子，随口唤道：“木匠，又见面了。”那人抬头，摘下沾满焊锡味的护目镜，憨笑着答：“首长，我这手艺可没丢。”短短一句寒暄，却将他们在隐蔽战线共同搏杀多年的情谊尽数点亮。此人便是后来被人遗忘又被重新想起的“涂木匠”——涂作潮。

时间如果倒回到1903年5月11日，湖南长沙东郊的一间茅屋里，婴儿的啼哭声划破寂静。贫苦木匠之子涂作潮从一出生，命运似乎就与粗粝的木屑和吱呀作响的刨子分不开。十三岁，他被母亲推到二姐夫的木工铺，“跟着学点手艺，日子才有盼头。”一句嘱托，定下了少年最初的方向。

长沙的木匠活儿给不了多少银子，却给了他参加工运的机会。1922年春，泥木行业的大罢工燃起火焰，老板剥削、工人断炊，一时间满街都是怒火。涂作潮并非骨干，却忙前忙后递水送信，哪家租界的工棚堵了水电他都冲在前头。罢工终于获胜，工资涨了两成，可这位年轻人也丢了饭碗。被赶出木场的那一刻，他才恍然明白，工人若不团结，个人再能干也难敌资本家的算盘。

被裁后他北上上海。在恒丰纱厂的机器轰鸣间，他遇见了夜校办学的共产党人。灯泡昏黄，黑板上粉笔渍未干，“阶级”“革命”“工农大众”这些字眼像电火花，砸进他的心。“要不要干？跟我们走。”李立三贴着耳朵问他。涂作潮憨厚一笑：“木匠怕什么？只怕活没意义。”1924年春，他在林育英与蔡林燕两位同志介绍下入党，自此改写余生坐标。

五卅惨案后，党组织安排一批身份暴露的年轻工人赴苏联求学。火车咣当咣当向北驶去，车窗外白桦林飞快掠过，他却紧握随身带的铅笔和笔记本——“多学点本事，总有一天用得上。”东方大学两年，伏龙芝军事通讯学院一年，他把木工的巧手用在无线电上：绕线圈、焊晶体、修功放，一双粗糙大手能把指甲大小的电容妥帖安放。1928年6月，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周恩来见他第一面便拍着肩膀笑称：“咱们的涂木匠，以后电讯靠你了！”

1929年冬，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的石库门里屋灯火不灭。李强牵头组装中共自制第一部短波电台，涂作潮守在烙铁旁，焊锡烟雾呛得直咳，却一次又一次调试晶体，硬是把美国杂志上的图纸转成现实。电台呼呼作响那一刻，他抹汗说：“这下，咱自己有嗓子了。”

1931年4月，他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机务员。宁都起义紧要关头，主机却突然熄火，大家急得团团转。他抱起工具箱，拧螺丝、换线圈，只用了半小时便让电波重返天空。“对方回电啦！”报务员的惊呼，在泥瓦屋顶下荡起一片欢呼。朱德笑着竖起大拇指：“这根骨头硬，也灵光。”

长征途中，涂作潮高烧不退，被抬在担架上。他甩着汗对卫生员嘶哑喊：“把钳子放我枕边，哪怕躺着，也能修。”恶性疟疾阴魂不散，幸得王立中医生注射奎宁，才捡回一命。与大部队失散后，他跟湘粤赣游击队辗转六省，毁掉全部器材，再潜回上海。五千里跋涉，四次化名，他如同隐入暗夜的电火花，一闪一灭。

1936年初夏，党需要一条通往陕北的无形天线。董健吾奉命带人西行，涂作潮被点名随行。路上磕磕绊绊，好在六月十二日抵达西安。那台日本产收音机被他两天改成“哈特莱”电台，加装五瓦发射机，一头连着西安事变硝烟，一头牵着远方的宝塔山。周恩来抵达张学良公馆时，握住他的手，“木匠，还是你顶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已成焦土。1937年末，他与报务员李白在威海卫路333号挂起“福生无线电公司”招牌，白天修收音机，晚上敲摩尔斯。日军宪兵队多次搜查，皆只见小小木屑与线路板，未曾发觉这间铺子连着延安与新四军的讯息网。1942年中秋夜，李白被捕。暗室灯泡忽闪，他咬牙对押送人员说：“老子就是个修理铺伙计。”真真假假的收音机零件，帮他蒙混过关，可谁知道背后那位“木匠”几乎彻夜未眠，重新布线，只为不让华中战场陷入聋哑。

1943年元旦，他被调至新四军军部电台，三天之内改造了全部设备，手摇发电机一拧就出火花。1944年，全家辗转抵达延安，他领着三局材料厂数十名青年，拆机、装机、培训，硬生生把苏联淘汰的旧零件拼成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冀中、太行、胶东，无线电呼号此起彼伏，战场态势一清二楚。

1949年5月，解放军入沪。彼时的上海滩尚留硝烟，华灯初上已是“新中国第一城”。涂作潮受命接管两大电讯公司，按级别可坐专车。他摇头掏出月票：“公交也能到，汽油留给部队。”晚高峰人挤人，他提着公文包，从容站在车厢最里侧，不发一言。

可不是所有人懂得他的倔强。1959年整风后，一纸处分将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党籍被撤，行政连降两级。有人劝他少说话，他却笑道：“木匠就这性子，认死理。”手头没了经费，他干脆自费买来器材，在小屋里咔咔作响，又鼓捣出一台袖珍手摇发电机，送到边疆部队。

1962年深秋，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完汇报，沉默片刻，抬头只说一句：“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随后亲批恢复党籍和级别。那年他六十一岁，重回北京四机部，住在工棚改的宿舍，却仍把大半工资换成元件，往基层实验室寄。

1980年冬，中调部在北京招待所设十桌酒席，请涂作潮赴宴。他带着长子涂胜华早早到场，挑了最不起眼的角落。“爸，罗部长敬你酒，说自己是小弟。”儿子轻声询问，他摆摆手，“娃，看热闹就行，我不过是个木匠。”那晚他喝得脸红，只嘀咕一句：“电波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它能救命。”

岁月终将年轮留在额角。1984年12月，81岁的涂作潮静静离去，桌上仍堆着未完成的无线电线路图。朋友整理遗物时，翻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莫负光阴，好好锉刀。”这句话朴素得很，却像零点时分的电波，穿透无边长夜，提醒后来人：在暗处打磨，在接通之前，从不放弃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