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孔从洲因病逝世后，迟浩田亲自赶来家中，下达了一条指示

1946年7月的巩县闷得让人透不过气，空气里却藏着一股即将爆发的力量。就在那条尘土飞扬的洛河南岸公路边，孔从洲把帽檐压得很低，向部下交代最后的防卫要点。几小时后，这位在蒋介石军中干到少将的陕西汉子正式宣布起义，一声枪响，数千将士随他倒向人民一边。谁也想不到，这个决定会在四十五年后影响一场追悼会的规格。

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迅速拍下电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陈赓见到他时笑道：“老孔，早就盼着你回来！”孔从洲憋了半晌，回了一句：“早回家，心里才踏实。”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却道出多年徘徊的挣扎。

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孔从洲被编入二野，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组建特种兵纵队。渡江战役夜幕降临，炮火连天，他站在前沿指挥船队抢滩，一颗流弹掠过左臂，血渗进军装也没停下动作。渡过长江的那一刻，他对警卫员说：“江北的天，今天特别亮。”没人知道，他已发着低烧。

建国后，他历任军区副司令、炮兵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西安事变的老故事、巩县起义的枪声，渐渐被日常工作冲淡，可只要遇到部队演习，他仍要站在最前排，用陕西口音纠正年轻参谋的射表误差。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嬉笑着比了个“没事”的手势：“老胳膊老腿还能撑。”

1980年代末，他的心脏时常作痛。军医建议减少公务，他却依旧每周到老部队讲战史。1991年春天，疼痛突然加剧，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医生一再提醒他卧床静养，他反倒拿出厚厚一摞战斗日记，请护士帮忙整理。

6月7日凌晨3点25分，心电图出现了漫长的直线。几分钟后，守在床边的女儿孔淑静掩面而泣。消息于当日上午由解放军报内线电话通报中央军委，中午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全国多地降半旗志哀。

两天后，小雨淅沥。家属院里挤满前来吊唁的战友，灵堂布置简朴：一幅黑白照片，几盆素菊，没有多余装饰。夫人钱俭因悲痛过度卧床，操办后事的重担落在子女肩上。儿子孔令华握着生硬的致辞稿，眼睛一直红着。

上午十点，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穿过人群走进灵堂。军靴落地声清晰却不刺耳，他与孔令华轻握，低声说了句：“节哀，你父亲是功臣。”对话短短十二字，却让在场的人瞬间湿了眼眶。

按照惯例，中将追悼会应按大军区正职规格举行。迟浩田此行不仅是吊唁，更带来军委决定：悼念规格再提升半级，礼兵人数、致哀仪式、挽联署名均从优。指示一下达，工作人员连夜改动程序，确保第二天八点准时举行告别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临时提高规格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多见。原因很简单：孔从洲的经历兼具统战意义与军事价值。西安事变中，他帮助张学良妥善安置第17师，稳定了东北军情绪；巩县起义又为解放军打开中原门户。对于90年代初的军队史研究，这两段经历仍具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灵堂内的墙壁挂满老照片：徐州会战残破的城墙、渡江战役的帆船、1955年授衔典礼的合影。许多年轻军官看着画面，才意识到眼前这位躺在花丛中的老人曾在多个关键节点上“踩过红线”，却始终选择了党和人民。他们悄声交换感慨：“这才叫一辈子。”

当晚，各大媒体按照军委新闻通稿发布悼词。全文204个字，没有浓重辞藻，却句句凝练：孔从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比起常见的千字悼文，那份简洁更像对他低调作风的致敬。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55周年纪念活动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主席台上空留一个座位，椅背贴着“孔从洲”三个字。主持人宣布默哀一分钟，整座礼堂静到只剩风吹旗帜的声响。会后，不少与会者特意赶到灞桥烈士陵园，将一束白菊放在他的墓前。

有意思的是，孔从洲去世前曾留下一句玩笑：“别给我立太高的碑，省得鸟儿停脚。”最后家人真的按他嘱托，仅刻姓名、出生年月、逝世日期与“起义将领”四个字。碑身不高，却挡不住络绎不绝的敬礼。

翻检档案可见，他在巩县起义前最后一页日记这样写道：“枪口抬高一寸，心底便多一分光。”简单一句话，恰好概括他的一生：在乱局中抬高枪口，在选择面前保持清醒。

时光流逝超过三十年，军史专家回访老兵，总能听到关于孔从洲的片段。“他笑得憨厚，却算盘打得准”，“出门带干粮，却把最好的留给警卫员”。这些零散回忆拼凑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将军，也让那场规格略高于常例的追悼会显得水到渠成。

孔从洲走后，西北军区炮兵的老营房里仍保留着他的办公桌。桌角那盏漆黑的小台灯，灯罩内壁写着几行字，“打得准、打得狠、打得活”。字迹已因岁月模糊，但只要灯一亮，淡黄的光束仍照着同一句座右铭——这就是他留给后人最具体、也最朴素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