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毛主席召开重要会议，亲自点将王诤：有他在，我们都放心

1969年3月10日清晨，北京还带着料峭春寒。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议题只有一个：珍宝岛冲突后的无线电对抗。与会者表情凝重，所有人都清楚，电磁干扰已直接影响前线反应速度。

气氛愈发压抑。简短的汇报声此起彼伏，谁也拿不出立竿见影的法子。毛主席靠在藤椅上，静静倾听，忽然放下手中的茶杯，望向身边的总参谋部代表：“王诤现在何处？”一句话打破僵局。随后他补上一句：“有王诤在，我们都放心。”会场立刻松了一口气，仿佛一盏主心骨的灯被重新点亮。

这份笃定并非偶然。时间回到三十八年前。1930年冬，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缴获那部“嗡嗡作响”的电台，也“缴”来二十岁的报务员王诤。红军战士不懂无线电，把发报机当成铁疙瘩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只能听不能发的收报机。

1931年1月3日，江西宁都，毛主席在松树下接见初来乍到的王诤。老人家伸出手，笑着说：“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哩。”王诤听得新奇，却更被接下来那段话震住——“白军有的装备，我们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这是信念，也是承诺。

无线电队随即组建。树荫成课堂，石头作桌椅，左手拇指当电键，铅笔短得只剩一截也要接着写。毛主席来讲政治课，扳着指头示意：“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年轻人记住了这句话，此后几十年他都用来给学生“打气”。

第二次反“围剿”打响，王诤靠一副耳机截获了公秉藩师部“明码电文”。敌人何时出发、去向何方，一览无遗。毛主席看完情报，笑声在指挥部炸开：“这仗好打多了！”果然，富田一仗，敌军两师覆灭。战后，毛主席拍拍王诤肩膀：“继续努力。”简单四字，却让他热血翻涌。

长征途中，王诤的名字一度挂在“失踪”名单。湘江激战，乱炮硝烟中他晕倒在密林，被当成失联。三日后，拖着伤腿归队，解释说“只是低血糖脑袋发晕”。虽然惊险，但那次让所有人明白：这位通信团团长一旦缺位，红军情报网就像失去中枢，危险无比。毛主席事后轻轻一句：“好在回来了。”更显珍惜。

抗战爆发，边区被严密封锁。电台稀缺，材料断供。王诤在延安办起通信学校，黄土高坡上割竹条当床板，捡石头凳子听课。开学典礼上，他声音嘶哑却铿锵：“蒋介石想封死我们的耳目？想都别想！”学员掌心磨出血，电键声却越敲越清脆。很快，一条覆盖各抗日根据地的红色电波网悄然成形。

制造难题不断。铜皮买不到，就把铜元敲成电容片；牛角做旋钮，杜梨木刻度盘。朱德路过材料厂，看到机床旁火花四溅，连声称赞：“真有办法！”不久，破旧汽车发动机被改成发电机，百瓦大功率发射机轰鸣启动，延安的夜空第一次闪现耀眼电弧。

1949年新中国成立，通信兵集结北京，王诤出任总参通信部长。抗美援朝，他北上沈阳，三昼夜画出一张覆盖鸭绿江两岸的通讯网。前方电台一开口，后方便能同步决策。战争结束，美军将志愿军“喋血无声的电波战”归咎于一名“深知电磁奥秘的中国将领”，他们不知道，那人正是昔日的红军报务兵王诤。

1956年，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点将王诤任副主任。他提出“自力更生为主”。这一年，中国第一部境内自行研制的防空雷达立项。面对“洋专家”动辄以技术壁垒相胁，他拍桌子一句：“能学的学，不能给的自己干！”短短三年，国产雷达型号批量装部，边防观测视距倍增。

时间再次掠回怀仁堂。会上，有人担忧苏军电子压制强度高，试验部队经验有限。毛主席挥手打断：“还是那句话，有王诤在，我们都放心。”命令一下，王诤带着技术骨干入黑龙江前沿，短期内完成频谱测绘，部署干扰反干扰链。几周后，前线报告回传：敌方骚扰信号明显削弱，己方通讯稳定。

至此，会场上的尴尬与焦虑被烟消云散。王诤没有多说感谢，他只是抬手行了一个标准军礼。那背影挺直如松，恍若又回到九年前朝鲜战地的指挥帐篷，更像是映照出三十余年前，赣南密林里那个握着收报机的年轻报务员。

一生沉浸在电磁波里的人，最终靠着信号与信任，给国家换来片刻安宁。从红军无线电队队长到新中国电子工业奠基者，王诤的名字，与共和国的电波一道，留在了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