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山探望江西一农妇：她是原苏区女部长，应享受红军待遇

1964年1月的一天清早，薄雾笼着赣江，几辆挂着外省牌照的吉普车拐进泰和马家洲。车门一开，头发花白的曾山快步踏进一间土砖屋，他看见一位穿粗布棉袄的老妇人，先是一怔，随即笑着伸手：“发桂同志，找了你十几年，今天终于见面了。”

屋里光线暗淡，黄发桂把手里的竹扫帚放到墙角，只说了句“曾主席”，眼泪止不住。邻里看得发愣——谁能想到，这个靠纺麻、种菜度日的普通农妇，竟是当年江西苏区土地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时间往回拨到1928年。那年春天，崇贤山谷开遍木荷花，十五岁的黄发桂正与伙伴们踏青。枪声突然从山脚炸响，火光伴着呐喊冲上山坡。谢云龙领导的崇贤暴动改变了这群少年少女的命运，也把“革命”二字刻进她心里。晚饭时，大人们说：“跟着共产党，才有田吃。”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让黄发桂头一回知道自己穷在哪里，也知道改变贫穷的方法。

月余后，她悄悄走进农协的大门，夜里站岗放哨，白天地头宣讲。次年四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抵达兴国。鸡心岭上人山人海，毛主席那段“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大众”的演讲，黄发桂听得直点头。六十里山路换来一句“黄毛丫头会做宣传”，她乐得两天没合眼。

十六岁那年，她被推上崇贤区妇委主任的位置，紧接着又当选县妇委书记。她让妇女上夜校，剪辫散足，还带着大伙儿打草鞋、学犁田。常有人背后嘀咕：“女孩子娃子掺和啥？”可一见她卷着裤腿插秧、扛枪练操，声音就小了。

1932年起，黄发桂调进省里当巡视员。那段时间，她常跟着陈毅跑基层。夜宿祠堂，寒灯如豆，陈毅和她谈“岳母刺字”也谈“花木兰”，意思很直白——苏区要硬骨头，也要巾帼血。半年不到，她被任命为江西省土地部长。那年她十九岁，是苏区最年轻的女部长。

荣誉背后，是对生死的不断试探。宁都空袭时，她用身体护住一位小脚妇女，腿上中了弹；在登贤县发动群众打“第五次反围剿”时染上疟疾，发烧到四十度仍咬牙撑着。1934年10月长征出发，病中的她把一担担军鞋塞进队伍，眼含热泪目送红军北去。临别前，毛泽东握住她的手：“小黄，后方就托你了。”这句话她记了半辈子。

红军主力远去后，赣南山林成了血与火的炼炉。黄发桂先是同游击队奔走，再被白军围困。饥饿到摘野果，缺弹药就埋伏撬枪；实在走投无路，她换上蓑衣麻衣，剪短头发化成村妇才脱逃。一次，白军追到河边，她纵身跳入激流，被船工邓百发救起。此后两人结为夫妻，撑船为生。她没有告诉丈夫自己真正的身份，但每到一个码头，总要打量人群，盼一张熟悉的面孔。

1938年底，地下党人钟平终于找到她：“组织还在等你，跟我走吗？”她哭得像个孩子，却把行李拾掇得最快。可惜风声鹤唳，潜行途中又遭叛徒告密，她与同志先后被捕。经年累月的牢狱与拷打，她始终咬牙护住机密。获释后，她已是遍体伤痕，靠行乞与纺线带大三个女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家洲鞭炮声震天，乡亲们劝她报个名，领份补贴，她摆手：“没脸开口，任务没完成。”可上海的曾山、北京的陈毅没忘这一号人。1950年，曾山托县委转来第一封信：“发桂同志，留下地址。”第二封信写得更直接：“陈毅市长请你来上海工作。”黄发桂回信婉拒，理由很简单：文化低、孩子小。她只愿意到离家不远的基层干活。

江西省委随后把她安排进土改工作团。走村串户分地契，她又找回年轻时的干劲；任务结束，她主动要求回乡负责妇女工作。乡亲们说她是“老部长”，她笑着纠正：“现在就是普通干部。”日子清苦，院子里却总坐满来请教的妇女，连做豆豉都有人向她讨方子。

回到1964年那个午后，曾山细看她布满老茧的双手，摇头叹气：“你当年在瑞金是第二号代表，如今还这样过？”说罢，他掏出五百元春节补助，又吩咐省民政厅长谢象晃：“她是红军干部，该给的待遇一样不能少。”黄发桂只说一句：“组织有别的更需要照顾的人。”

17年后，她患癌住进南昌医院。病历费、手术费全免，医生护士得知她的过去，自发排班陪护。1981年秋，她平静地对女儿们说：“党的账本上，有我的名字就够了。”没多久，这位从15岁便把生命交给革命的老兵在家中合上双眼，享年七十余载。

如今走进马家洲，那间旧屋还在。门槛被磨得光滑，墙上挂一顶褪色的八角帽。村里人提起她，总说：“黄部长这辈子苦，可心里亮堂。要不是曾山来访，谁知道咱这小地方住过中央委员？”历史的洪流退去，留下的，是一颗把个人得失抛之脑后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