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的一天清早,薄雾笼着赣江,几辆挂着外省牌照的吉普车拐进泰和马家洲。车门一开,头发花白的曾山快步踏进一间土砖屋,他看见一位穿粗布棉袄的老妇人,先是一怔,随即笑着伸手:“发桂同志,找了你十几年,今天终于见面了。”
屋里光线暗淡,黄发桂把手里的竹扫帚放到墙角,只说了句“曾主席”,眼泪止不住。邻里看得发愣——谁能想到,这个靠纺麻、种菜度日的普通农妇,竟是当年江西苏区土地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时间往回拨到1928年。那年春天,崇贤山谷开遍木荷花,十五岁的黄发桂正与伙伴们踏青。枪声突然从山脚炸响,火光伴着呐喊冲上山坡。谢云龙领导的崇贤暴动改变了这群少年少女的命运,也把“革命”二字刻进她心里。晚饭时,大人们说:“跟着共产党,才有田吃。”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让黄发桂头一回知道自己穷在哪里,也知道改变贫穷的方法。
月余后,她悄悄走进农协的大门,夜里站岗放哨,白天地头宣讲。次年四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抵达兴国。鸡心岭上人山人海,毛主席那段“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大众”的演讲,黄发桂听得直点头。六十里山路换来一句“黄毛丫头会做宣传”,她乐得两天没合眼。
十六岁那年,她被推上崇贤区妇委主任的位置,紧接着又当选县妇委书记。她让妇女上夜校,剪辫散足,还带着大伙儿打草鞋、学犁田。常有人背后嘀咕:“女孩子娃子掺和啥?”可一见她卷着裤腿插秧、扛枪练操,声音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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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起,黄发桂调进省里当巡视员。那段时间,她常跟着陈毅跑基层。夜宿祠堂,寒灯如豆,陈毅和她谈“岳母刺字”也谈“花木兰”,意思很直白——苏区要硬骨头,也要巾帼血。半年不到,她被任命为江西省土地部长。那年她十九岁,是苏区最年轻的女部长。
荣誉背后,是对生死的不断试探。宁都空袭时,她用身体护住一位小脚妇女,腿上中了弹;在登贤县发动群众打“第五次反围剿”时染上疟疾,发烧到四十度仍咬牙撑着。1934年10月长征出发,病中的她把一担担军鞋塞进队伍,眼含热泪目送红军北去。临别前,毛泽东握住她的手:“小黄,后方就托你了。”这句话她记了半辈子。
红军主力远去后,赣南山林成了血与火的炼炉。黄发桂先是同游击队奔走,再被白军围困。饥饿到摘野果,缺弹药就埋伏撬枪;实在走投无路,她换上蓑衣麻衣,剪短头发化成村妇才脱逃。一次,白军追到河边,她纵身跳入激流,被船工邓百发救起。此后两人结为夫妻,撑船为生。她没有告诉丈夫自己真正的身份,但每到一个码头,总要打量人群,盼一张熟悉的面孔。
1938年底,地下党人钟平终于找到她:“组织还在等你,跟我走吗?”她哭得像个孩子,却把行李拾掇得最快。可惜风声鹤唳,潜行途中又遭叛徒告密,她与同志先后被捕。经年累月的牢狱与拷打,她始终咬牙护住机密。获释后,她已是遍体伤痕,靠行乞与纺线带大三个女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家洲鞭炮声震天,乡亲们劝她报个名,领份补贴,她摆手:“没脸开口,任务没完成。”可上海的曾山、北京的陈毅没忘这一号人。1950年,曾山托县委转来第一封信:“发桂同志,留下地址。”第二封信写得更直接:“陈毅市长请你来上海工作。”黄发桂回信婉拒,理由很简单:文化低、孩子小。她只愿意到离家不远的基层干活。
江西省委随后把她安排进土改工作团。走村串户分地契,她又找回年轻时的干劲;任务结束,她主动要求回乡负责妇女工作。乡亲们说她是“老部长”,她笑着纠正:“现在就是普通干部。”日子清苦,院子里却总坐满来请教的妇女,连做豆豉都有人向她讨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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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64年那个午后,曾山细看她布满老茧的双手,摇头叹气:“你当年在瑞金是第二号代表,如今还这样过?”说罢,他掏出五百元春节补助,又吩咐省民政厅长谢象晃:“她是红军干部,该给的待遇一样不能少。”黄发桂只说一句:“组织有别的更需要照顾的人。”
17年后,她患癌住进南昌医院。病历费、手术费全免,医生护士得知她的过去,自发排班陪护。1981年秋,她平静地对女儿们说:“党的账本上,有我的名字就够了。”没多久,这位从15岁便把生命交给革命的老兵在家中合上双眼,享年七十余载。
如今走进马家洲,那间旧屋还在。门槛被磨得光滑,墙上挂一顶褪色的八角帽。村里人提起她,总说:“黄部长这辈子苦,可心里亮堂。要不是曾山来访,谁知道咱这小地方住过中央委员?”历史的洪流退去,留下的,是一颗把个人得失抛之脑后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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