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文学”出发的电影，虐哭的不止东北人

（图 /《我的安德烈》）

多年前，在拍摄《刺杀小说家》的演员董子健，读到原著作者双雪涛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小说给董子健带来了持久的震撼。少年情谊、诚实的生活、被折断的未来和一些废墟中生长的勇气，都足够打动人，但是要把它影视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年后，董子健不仅是演员，还是导演。朋友“安德烈”的故事结束了，他完成了某种告别，也开始了另一段生活。

✎作者 | L

✎编辑 | 程迟

2019年冬，长白山麓，一条未经标识的林道上，董子健和团队工作人员驾着车，正勘察外景。这一次，他的身份与责任比以往更多，既是《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演员，又是影片导演。

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雪毫无征兆地飘落。车子走了一阵，便陷入厚厚的积雪，轮胎不住地空转。一行人没处理过类似情况，略显慌乱，而此时，手机屏幕上显示“无服务”。他们意识到，想要脱困，只得靠自己。

雪越下越大，天色渐晚，寒意悄然逼近。董子健得拿个主意，那是他面临的无数个选择中的一个。他想了想，沿着车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主路，拦下出租车，借了把铲子，回去挖了好一会儿，车终于再度驶出。

（图 /《我的安德烈》）

讲述这些时，他的语气里已听不出什么焦虑，反而带着一丝奇遇的意味。夜幕降临，雪短暂停了，他们开车下山，眼前就是“长白山机场”。几人吃了顿饭，又眼见着窗外的雪花飘了起来。

困住他们的地方，后来成了电影中成年李默与安德烈归途中的一部分。那场戏中，两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一个刚刚失去父亲，成为沉默的返乡人，另一个仍是记忆中不羁的模样。两人在多年后的相遇，充满了奇情。

对于首次执导筒的董子健来说，这次陷车似乎是个隐喻。做导演或许就是这样，处处充满未知，而有些创作，也往往诞生于偶然。

（图 /《我的安德烈》）

一段时光的结束

导演的梦想在董子健心里埋藏了很多年。真正让他动心起念的，是双雪涛的一部短篇小说。那是在拍摄电影《刺杀小说家》期间，他看到了《我的朋友安德烈》原著。董子健很快读完，合上书页时，一种复杂的情绪击中了他。

“首先是被少年情谊所打动，但更多的是，它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小时候。”小说中的句子让他印象颇深，“我们都太渺小了，不配与这个时代做对手”。作为文字，这是出彩的，但在他眼中，电影却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台词。“说出来了就没意思了，变成某种‘金句’，顶多能让大家截图流传一下。”

他思考的是，如何将时代感用影像而非直白的话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他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原著小说聚焦于少年时期，对主角们成年后的命运着墨甚少。“李默和安德烈这两个人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这份好奇，成为他改编和延伸故事最初的动力。

拍摄前，他经历了反复的剧本打磨、寻找投资、勘景等所有新人导演必经的繁琐流程。直到准备充分，电影才正式开机。开机那天，剧组举行了简单的仪式，董子健记得，“天空上飘来无数朵云彩，全是彩色的，所有人都抬起头，望着天。”

为了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董子健参与了编剧。那也成了一场漫长的自我回溯。

（图 /《我的安德烈》）

“写这个剧本时，我总是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记忆并不真切，有些模糊，有些几近忘却。他想起的，大多是一些成长的碎片，诸如，“小时候放学的那条路，再或者，早已失散、失去联系的同学的面孔。”

那些人和事，在创作中逐渐清晰，“写完这个故事，我把所有小时候的事情好像都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童年终于终结了。”他将私人的体验和情感，注入到了两个核心角色之中。

安德烈，那个在小说中近乎天才的少年，在董子健的诠释中变得愈加真实。而成年后的李默再见他时，几乎认不出对方。前者似乎未曾改变，后者却没有成为小时候渴望成为的那个样子。

“我们大多数都会变成沉默的人，也许是因为成长，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必须要成熟，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问题，贯穿电影始终，也在董子健的脑中不断回响。

（图 / 受访者提供）

一个全新的世界

电影拍摄历时七十多天，从深秋到严冬，辗转鞍山、本溪、长白山等多地。

被问及印象最深的戏份时，董子健的回答：“每场戏，每天，都历历在目。”这种“历历在目”源于他初次担任导演的投入，“小到一块玻璃用红色还是绿色，大到一场戏的情绪走向，都需要我瞬间判断并承担责任，我根据自己的直觉进行了选择。”

那段时间，压力是如影随形的，可创作的快乐也往往会在当中迸发而出。董子健特意提到了两位小演员，一位饰演小李默，一位饰演小安德烈。前者是素人，从未有过表演经验，后者是童星，已有不少作品。

（图 / 受访者提供）

“如何让这两个孩子在一个语境里表演？”

有时，他的方法是尽量不说太多，“让他们自己完成”。他相信，演员自发的反应，可能会带来超出剧本的灵气。

片中有一场戏，两个少年爬上一个废弃工厂的大红罐子。那场景是在勘景时偶然发现的，充满了工业废墟的粗砺感。但在实拍时，导演也不确定最终会呈现成什么样。

（图 /董子健）

董子健对他们讲，你们先往上走，摄影机记录下了那些时刻。监视器后，董子健仔细看着，他看到了许多东西。有角色的性格投射，一个勇往直前，一个紧张忐忑。他也看到了某种成长的寓言，“他们去登高，走向了某种危险，一定能看到更远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上去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即将长大的心态，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将去向何处。”

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他在30岁前夕的心境。这部电影拍摄时，他在剧组里度过了而立之年的生日。被问及生日感受，他先是玩笑说“当时太累了，就想睡觉”，继而回忆起一个细节：那天正巧从鞍山转场到长白山，他没有坐上剧组的车，而是自己开了一辆车，独自前往。那条路通往新的片场，似乎也通向一个全新的、由他自己全权负责的世界。

在电影中，董子健有自己的角色，他饰演成年后的安德烈。那个角色伴随他从剧本构思到拍摄完成，长达数年，“在我心里太多年了，已经很熟悉了，像是多年老友。”因此，演绎起来几乎是自然流露，“其实没有给我太多惊喜。”

更多的惊喜来自其他演员。他很感谢饰演成年李默的刘昊然，“如果我当面跟他说谢谢，显得挺肉麻”，所以在采访时，他希望能表达出这份感情。他感谢刘昊然在剧组长期的投入、深入的探讨以及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刘昊然为角色注入了新的生命，董子健觉得，昊然也有很多隐藏自己的部分，有些情绪平日不太会外露，于是他将那些放在了李默身上，那是非常恰当的。”当这种长期的内敛最终在某个情感爆发时刻被打破，产生的反差自然是强烈而动人的。

这些演员与角色间的化学反应，都是他从导演视角获得的珍贵体验。过去，作为演员，他只需专注于完成自己的部分；如今，他需要调动、呵护并最终呈现所有演员最好的状态。“这两件事，都是我喜欢做的”，他向椅后靠了靠，补充道：“但当导演，面对的问题更多，为了造好那个梦，我不想辜负其他人。”

（图 /受访者提供）

一次蜕变

讲故事之余，董子健也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探索着自己的影像风格。他在影片大量运用空镜、影子、自然风物等意象去传递情绪，而非依赖直接的对白。

对此，他的解释是，“美学对电影很重要，摇曳的树影、斑驳的墙面、风中凌乱的草浪，其实可以营造出那场戏的情绪”。譬如，片中，两个少年亲密无间时，影子是交织重叠；当他们即将分别，影子便各自一端，甚至被拉长、扭曲。这些都是他在拍摄时就埋下的心思。

电影的尾声，还有一场充满超现实意味的戏：成年李默在归乡路上，仿佛看见了少年安德烈的身影。董子健将其解释为“一种安慰”，“我希望他能带着一个最后这样告别的情绪，继续走完归乡的路和以后的生活。”

在手法上，他不愿使用闪回拼接那类方式，而是用意象的蒙太奇，让观众与角色一同走入一个恍惚的、梦境般的心理空间。对于故事背景所处的九十年代东北，他也没有刻意去渲染沉重。“很多场景它就停留在那里，这么多年没有改变过。”

勘景时，那些废弃的工厂、斑驳的家属楼、空旷的街道，本身就是历史的承载物。“我只是想在残酷的或者冰冷的东西里面，多加一层对于童年的滤镜，我希望它是温暖的，希望它是浪漫的。”

（图 /受访者提供）

从二十五六岁时开始构思，到二十九岁开机，三十岁完成，《我的朋友安德烈》几乎与董子健自身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同步。于他而言，拍摄过程本身也是一次蜕变。

这段经历，让他对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有了切身的、全局的理解。电影杀青、进入后期制作，尤其是反复观看成片时，他心情都极为复杂。剪辑完成，他依依不舍，那似乎在告诉他，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但很快他又意识到，作品一旦诞生，便拥有了独立于创作者的生命。而这一生命，即将走入更多人的视野。

（图 /《我的安德烈》）

他对自己这部导演首作的评价是“没有遗憾”，“拍每场戏，已经做到那会儿能做到的极致了。”说及此处，临近采访尾声，他讲了一个印象极深的故事：

大概是在辽源，国道正进行维修，他们不得不转到小路行进。路上尽是沙土，极为颠簸，等走过那段崎岖的路，就拐上了正道。旁边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当中有架波音737，1:1比例的，“一个庞然大物是不可能出现在那里的，那显得很魔幻，我们拿起手机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年，他们再去，飞机业已不见，换成了坦克。几经打听，他才知道，那架飞机是村民自发建造的，后来在本溪的一个景区里成了打卡点。那种强烈的感受，让董子健记忆犹新，他决定在影片加一点类似的元素。于是，有了影片当中那个意外出现的热气球。

拍摄的那几天，天气很差，无论如何，热气球也飞不起来。七八天过去了，情况照旧，有人问导演，还继续吗？董子健点头。他们谁也不曾真正放弃，一直飞，一直等，风向对了，风力够了，气球终于飞起来了。那一刻，所有人也都在望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