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新西兰绿卡我娶70岁大妈，新婚夜我借醉意装睡不想同房，谁知大妈竟说：身份给你，1800万存款也给你，我也算还清了
我叫林远，来新西兰整七年了。
当初是来读硕士，奥克兰大学建筑设计专业。毕业成绩不错，拿了荣誉学位。
后来进了当地一家建筑事务所，从绘图员做起。
工资扣完税刚够生活，但我想着，熬到永居就好。把父母从河北接来，他们辛苦一辈子，该享福了。
没想到公司去年丢了两个大项目，开始裁员。我这种工签持有人，第一批收到解雇信。
失业后的四个月，我投了快两百份简历。
收到回复的不到二十封，面试了七八家。有的说我经验不够，有的说本地项目优先考虑本地人。
最直接的一次，面试官看了眼我的签证，直接说：“我们没法担保工签。”
签证到期前两个月，我整夜睡不着。
“要不……回来吧？”父亲在微信视频里说，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能听到母亲轻轻的抽泣声。“你李叔厂里缺个画图的，待遇还行……”
“爸，我再想想办法。”我打断他，喉咙发紧。
回去？七年光阴算什么？亲戚们当初送行时的场面我还记得。大伯拍着我肩膀说：“小远有出息，去国外挣大钱！”
表姐半开玩笑：“以后发了财可别忘了我们。”如果我拖着行李箱灰头土脸回去，这些话都会变成刺。
我不敢想。
陈叔是我在奥克兰认识的老乡，开中餐馆的，人脉广。周五晚上他叫我到他的“蜀味轩”吃饭。后厨炒菜的锅气混着豆瓣酱的辛辣味扑面而来，让我恍惚了一下，像回到了老家县城的小馆子。
“小林，你这情况，走正常路子难了。”陈叔给我倒了杯啤酒，泡沫溢出来。“但有个办法，看你敢不敢。”
“什么办法？”我握紧杯子。
“假结婚。”他声音低下去，靠近些。“我认识个中介，专做这个。给你找个本地老太太，办个结婚手续。你拿身份，她拿笔钱，也有人照应。谈好了四万五纽币，全包。”
我手抖了一下，啤酒洒出来一点。“这……不合法吧？”
“合法？”陈叔笑了笑，有点苦。“你觉得这国家多少人是这么留下来的？只要演得好，移民局查不出来。你们各取所需，两年后各走各路。”他顿了顿，“不然呢？你签证还剩几天？”
“五十七天。”我说。
“那得抓紧。”陈叔拍拍我肩膀，“好好想想。想通了给我电话。”
回到租的单间公寓，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外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又呼啸着远去。
我想起母亲去年做胆结石手术，怕我担心，出院了才告诉我。想起父亲冬天感冒咳了半个月，舍不得去医院。想起那些可能正等着看我笑话的面孔。
第四天傍晚，我给陈叔打了电话。
“决定了？”他问。
“嗯。”
“明天下午来店里，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中介叫红姐，看着五十出头，短发烫了卷，说话很快，没什么废话。
“林先生，我们先说清楚。”她在陈叔餐馆的小包厢里坐下，从包里拿出个笔记本。“四万五纽币，其中三万给老太太，一万五是我的费用。手续我全包，但婚后你们至少得共同生活两年。移民局会抽查，家访，电话访问，你们得像真夫妻。”
“两年……”我重复了一遍。
“觉得长？”红姐抬眼看了看我，“新西兰永居这么好拿？两年是最低要求了。期间你们不能分居，不能闹矛盾，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要是移民局怀疑你们是假结婚，你不但身份没了，可能还得坐牢。老太太也会有大麻烦。明白？”
“明白。”我手心出汗。
“对方情况我介绍一下。七十岁，叫伊芙琳，独居，丈夫去世六年，无儿无女。”红姐翻出手机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的老太太头发银白，整齐地梳在脑后。脸上皱纹不少，但眼睛有神。穿着米色开衫，坐在一张布艺沙发上，背后是满墙的书。
“看着挺整洁。”我说。
“退休前是中学教师，教英文的。退休金够用。”红姐收回手机，“她要求不高，你帮着买买东西，做做饭，陪她说说话。其他的，你们自己商量。”
“自己商量是指？”
“分房睡是肯定的。”红姐说得直接，“人家七十了，你以为图你什么？就是老了孤单，想有个人在屋里走动，有点活气。你也别想太多。”
我松了口气。“那还好。”
“见个面吧。”红姐说，“合眼缘就把事情定下来。你时间不多了。”
“好。”
第一次去伊芙琳家，是个阴天的下午。
房子在北岸，一栋老式的weatherboard独立屋，漆成浅灰色。花园打理得很好，草坪整齐，边上种着茶花和绣球。伊芙琳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羊毛衫，正在前院修剪玫瑰枝。
“你好，我是林远。”我用英语说，有点生硬。
伊芙琳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打量我几秒，点点头。“进来吧，外面凉。”
客厅很暖和，壁炉里烧着木柴。满墙的书架，摆满了书。沙发旁有个小圆桌，上面摊开着一本厚厚的词典。空气里有淡淡的薰衣草味。
“坐吧。”伊芙琳从厨房端出两杯茶，“红茶，可以吗？”
“可以的，谢谢。”
她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捧着茶杯。“红女士大概说了你的情况。你在新西兰七年了？”
“是的，读书加工作。”
“建筑设计师？”
“以前是，现在……失业了。”我实话实说。
“嗯。”伊芙琳喝了口茶，“我会说得很直接。我需要有人帮我做些事。我膝盖不好，去超市提重物困难。每周需要去一次图书馆还书借书。偶尔要看医生。花园的杂活也需要人帮忙。”
“这些我可以做。”
“作为交换，我给你提供住宿，帮你拿到居留权。”伊芙琳看着我，“你可以住二楼客房。有自己的空间。平时你找工作，见朋友，我不过问。我们只是……互帮互助。”
“那……夫妻名义上的事……”我有点说不出口。
“不需要。”伊芙琳语气平静，“我们登记，住在一起，应付检查。除此之外，你是你，我是我。这样清楚吗？”
“清楚。”我心里的石头轻了一点。
“什么时候登记？”我问。
“看你时间。你签证很急了，对吧？”
“还有五十天。”
“那就下周吧。”伊芙琳说，“我会联系红女士安排。”
我搬进去那天，下着小雨。
我的行李很少，一个行李箱，一个电脑包，一个装着杂物的纸箱。伊芙琳帮我开了门，指了指楼梯。“二楼右边第一间。洗手间在走廊尽头。”
客房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窗外能看到后院，一棵高大的罗汉松，树下有张木长椅。
头几天我们都很客气。我早起做早餐，煮粥或煎蛋。伊芙琳起得晚些，七八点才下楼。我们坐在餐桌两头，安静地吃。白天我待在房间网上投简历，她在一楼看书或听广播。
晚餐通常我做饭。我会炒两个简单的菜，青椒肉片，蒜蓉西兰花，蒸条鱼。伊芙琳吃得很慢，但总会吃完。
“你做饭很好吃。”第三天晚上，她放下筷子说。
“您喜欢就好。”
“叫我伊芙琳吧。”她说，“不用总说‘您’。”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一会儿。伊芙琳说她以前在女子中学教了三十多年英文，丈夫是邮局的管理人员，三年前癌症去世。
“你们……没要孩子？”我问出口才觉得唐突。
伊芙琳沉默了几秒。“年轻时觉得不是时候，后来……就没机会了。”
我没再问。
“你呢？”她反问，“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
我犹豫了一下。“我爸妈把老家房子卖了供我出来。如果就这么回去，他们这些年的苦就白吃了。我也……没脸见人。”
伊芙琳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登记那天，天空放晴了。
我和伊芙琳去内政部办公室，红姐作为证婚人也来了。办事员是个棕色头发的毛利女士，笑容很热情。
“恭喜两位！”她把婚姻证书递给我们，“祝你们幸福长久。”
我接过那张纸，感觉很薄，又很重。
出来后，伊芙琳说：“去喝杯咖啡吧。”
街角有家老咖啡馆，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伊芙琳点了杯Flat White，我要了Long Black。
“紧张吗？”她问。
“有点。”我老实说。
伊芙琳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打开看看。”
我迟疑地打开。第一份是房屋地契，产权人伊芙琳·卡特。第二份是银行对账单，好几个账户。第三份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财产清单和遗嘱草案。
我愣住了。
“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伊芙琳的声音很平静，“房子，存款，一些基金投资。加起来大概值一千八百万纽币。”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僵在纸上。
“伊芙琳，这……”
“我没有子女，最近的亲戚是表侄，在澳大利亚，十几年没联系了。”伊芙琳看着窗外，“这些东西，我走了以后总得有人接手。与其给不相干的人，不如给你。”
“我不能要。”我把文件夹推回去，“我们说好的，我只是帮您……帮你看房子，拿身份。这不是……”
“林远。”伊芙琳打断我，转回头看着我，“我七十岁了。心脏不太好，膝盖也不行。说不定哪天早上就醒不过来了。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按照法律，这些会自动归你。我不想让你措手不及。”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不必有负担。”伊芙琳端起咖啡，“就当是……照顾我的报酬。一千八百万，分摊到每一天，是你应得的。”
我坐在那里，后背发凉。
一千八百万纽币。
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让我害怕。我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交换，我付出时间，她给我身份，两年后两清。可现在，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伊芙琳。”我深吸一口气，“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慷慨？”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们认识不到三周。”
伊芙琳沉默了很久。她的目光穿过窗户，看向远处，好像在看很久以前的东西。
“因为……”她顿了顿，“我欠了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过去的人。”伊芙琳摇摇头，“以后……也许我会告诉你。”
她站起身，拿上手提袋。“走吧，该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文件夹就放在床头柜上，像一块巨石压在我胸口。
伊芙琳说她欠了一个人。
欠谁？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给我？
我想不通，也不敢深想。
新婚当晚，伊芙琳做了顿简单的晚餐。
烤羊排，水煮土豆，蒸青豆。还有一瓶红酒，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伊芙琳举起酒杯，“该庆祝一下。”
我端起杯子，和她碰了碰。
“来，多喝点。”伊芙琳给我添酒，“放松些，别绷着。”
我不太会喝酒，但那天晚上，我喝得很快。一杯接一杯，好像酒精能淹没心里的不安和困惑。
“慢点喝。”伊芙琳说，“喝多了难受。”
“没事。”我又灌下一杯。
喝到第三杯，我开始头晕。伊芙琳扶我上楼，走到客房门口。
“今晚好好睡。”她说，“明天开始，就是新生活了。”
我倒在床上，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其实我还清醒，只是不想说话，不想面对这复杂的一切。
我听见伊芙琳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离开。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
“林远。”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知道你醒着。”
我保持着均匀的呼吸，没动。
“我明白你在想什么。”伊芙琳的声音低而清晰，隔着门传来，“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了身份，娶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你心里不好受，你怕这场交易变味，怕我对你有别的要求。”
我仍然没动。
“但我要告诉你。”伊芙琳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发颤，“**绿卡给你，一千八百万纽币存款也给你。我不要你做什么，你只要住在这里，让我觉得这房子不只是我一個人，就够了。这些钱，这个身份，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是……想还清一些东西。我也算还清了。**”
还清了？
还清什么？
我很想坐起来问，但身体像被钉住了，动不了。
“晚安，林远。”伊芙琳轻声说，然后脚步声远去，门被轻轻带上了。
我睁开眼睛，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
她的话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也算还清了。”
她到底欠了谁？欠了什么，需要用一千多万来还？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时，伊芙琳已经在厨房煮燕麦粥了。
“醒了？”她回头看我，“头疼吗？”
“还好。”
“喝点蜂蜜水。”她递给我一杯温水，“解酒的。”
我接过杯子，看着她。她的眼睛有点肿，估计昨晚也没睡好。
“伊芙琳，昨晚……”我开口。
“昨晚的话，别放在心上。”她打断我，转身去拿碗，“只是些老人的感慨。吃早餐吧。”
我想问，但看她不愿多谈的样子，把话咽了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慢慢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我每天早上做早餐，有时煮面条，有时煎培根鸡蛋。周末我会开车带她去超市，她坐在购物车上，我推着她慢慢走。她的膝盖确实不好，站久了会疼。
“以前我和约翰常来这家超市。”一次购物时，伊芙琳突然说，“他总是买太多，冰箱塞不下。我说他，他就笑，说下次不会了，但下次还是老样子。”
“约翰是您丈夫？”
“嗯。”伊芙琳眼神柔和了些，“他是个很温和的人，有耐心，脾气好。我们在一起三十八年。”
“您很想他吧。”
伊芙琳没立刻回答，只是看着货架上的罐头。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人这辈子，总会做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有些事，错过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她具体指什么，但能感觉到她心里有很重的东西。
“您年轻时，一定很受欢迎。”我试着换个话题。
“怎么这么说？”
“客厅里那张黑白照片，”我说，“您穿着连衣裙，站在海边的礁石上，笑得很开心。”
“那是二十二岁。”伊芙琳眼神飘远了，“那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个人。”
“谁？”
伊芙琳摇摇头，没说话。
婚后第三个月，移民局的人来了。
那天是周二下午，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切水果。伊芙琳在客厅听广播。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男一女，都穿着正式的衬衫西裤。
“下午好。我们是移民局的官员。”男的出示了证件，“需要对您的婚姻状况进行例行核实。”
“请进。”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伊芙琳走过来，很自然地挽住我的手臂。“亲爱的，谁来了？”
“移民局的官员。”我说。
“哦，请坐。”伊芙琳很从容，“要喝茶吗？”
“不用了，谢谢。”两人在沙发上坐下，男的拿出笔记本和笔，“我们问几个简单问题就好。请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去年秋天。”伊芙琳说，“在图书馆。我够不到书架顶层的书，林远帮我拿了下来。我们就聊起来了。”
这是红姐教我们的版本。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发现住得不远，就偶尔一起散步，去咖啡馆坐坐。”伊芙琳语气自然，“林远很细心，会关心人。我丈夫去世后，我以为自己会一直孤单下去，直到遇见他。”
“您不觉得年龄差距太大了吗？”女官员突然问。
伊芙琳笑了：“爱情和年龄有什么关系？我和林远在一起很开心，这就够了。”
她说得那么真，眼神温柔，嘴角带着笑。我几乎要相信了。
“那你们平时睡在哪里？”男官员问。
“主卧。”伊芙琳毫不犹豫。
我心里一紧。我们一直分房睡，主卧根本没有我的东西。
“可以看看吗？”
“当然。”伊芙琳站起来，“跟我来。”
我们上楼，伊芙琳推开主卧的门。我愣住了。
衣柜里挂着我的几件衬衫和外套，床头柜上放着我正在看的一本建筑图册，浴室洗手台上，我的牙刷和她的并排放在杯子里。梳妆台上还有一张我们的合影，像是在后院拍的，肩并肩站着。
什么时候准备的？
“满意了吗？”伊芙琳问。
两个官员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女官员突然指着床头柜上的书问：“这是谁的书？”
“我的。”我说。
“什么内容？”
我走过去拿起来，是英文的《建筑模式语言》。“讲建筑设计的。”
“你喜欢建筑？”她追问。
“我是学这个的。”
“好了。”男官员打断，转向伊芙琳，“卡特女士，您的退休金足够支撑两人的生活吗？”
“足够。”伊芙琳说，“我有储蓄，而且林远也在找工作。他之前有份临时绘图员的工作，收入不错。”
这也是红姐教我们说的。其实我还没找到工作。
两人又问了些日常问题，最后点点头。“感谢配合。审核结果会在两周内通知你们。”
送走他们，我关上门，看向伊芙琳。
“您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昨天晚上。”伊芙琳说，“红姐发消息提醒，说最近查得严。我就把你的东西挪了一些过来，照片是前几天用手机拍了去冲印的。”
“您偷拍我？”
“你修剪草坪的时候拍的。”伊芙琳笑了笑，“效果不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从今天起，你搬到主卧住吧。”伊芙琳说，“万一他们突然再来，不能露馅。”
“可是……”
“没有可是。”伊芙琳语气坚决，“这是为你好。”
那天晚上，我把被褥和日常用品搬进主卧。伊芙琳已经在地上铺好了床垫和睡袋。
“您睡床，我睡地上。”我说。
“不用。”伊芙琳指着双人床，“床够大。中间放两个枕头隔开就行。我们又不是真的，睡一张床没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
那是我第一次和伊芙琳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僵硬地躺在自己这边，中间隔着两个枕头，像一道墙。
“放松点。”黑暗中，伊芙琳的声音传来，“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七十岁的老太太了，你有什么好怕的。”
“不是怕。”我说，“就是不习惯。”
“是不习惯。”伊芙琳轻轻笑了，“一个三十岁的中国男人，和一个七十岁的新西兰老太太，睡在一张床上。说出去像个荒唐的故事。”
“伊芙琳……”
“嗯？”
“能问您个问题吗？”
“问吧。”
“新婚那晚，您说的……”我顿了顿，“‘我也算还清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伊芙琳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窗外隐约的车声。
“林远。”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带着点沙哑，“人这一生，难免会犯错。有些错，犯下了，一辈子都背着，沉甸甸的。”
“您犯了什么错？”
“很久以前了。”伊芙琳说，“那时候我还年轻，二十出头。我……伤害了一个很好的人。一个真心待我的人。”
“怎么伤害的？”
“我背叛了他的信任，放弃了他，毁了他可能有的另一种人生。”伊芙琳的声音越来越低，“这么多年，我总想起他。想他过得好不好，想他是不是恨我。”
我屏住呼吸。
“所以当我见到你，我就想……我想帮你留下来，想让你在这里有家，有安稳的生活。”伊芙琳说，“这样，我欠的债，或许能还掉一点点。我的心，或许能轻一点点。”
“那个人是谁？”我问。
伊芙琳没有回答。
“睡吧。”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不早了。”
“晚安。”
“晚安。”
我又一次失眠了。
伊芙琳的话在我脑海里盘旋。
她说她背叛了一个爱她的人，毁了他的人生。
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她觉得帮我就能赎罪？
我想不明白。
冬天来了。
奥克兰的冬天不算很冷，但雨水多，湿漉漉的。伊芙琳的膝盖疼得更频繁了，有时上下楼梯都费力。
“要不要去看医生？”我问。
“老毛病了。”伊芙琳摇头，“医生说是退化性关节炎，治不好，只能缓解。药吃着就行。”
我包揽了更多家务。每周采购，每天做饭，打扫房间，清洗衣物。有时伊芙琳疼得睡不着，我就坐在她床边，陪她聊天。
“林远。”一天深夜，她叫我。
“怎么了？”
“跟我讲讲你家里的事吧。”她说，“你父母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爸有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我妈腰不好，是老毛病。”我说，“他们互相照顾。”
“你想他们吗？”
“想。”我承认，“但不敢多视频。怕他们看出我过得不好，担心。”
“你过得不好吗？”伊芙琳问，“有地方住，吃得饱，永居也快下来了。”
“可这是假的。”我苦笑，“是靠和您结婚换来的。如果他们知道，会怎么想？”
“他们会理解。”伊芙琳说，“父母最想的，是孩子平安。别的，没那么重要。”
“您真这么觉得？”
“当然。”伊芙琳看着天花板，“如果我有孩子，不管他做什么选择，只要他过得好，我就安心。”
“您为什么不要孩子呢？”我又问了一次。
伊芙琳沉默的时间比上次更长。
“因为……我不配。”她说得很慢，“一个做错过事的人，没资格做母亲。”
“您又在说这种话了。”我说，“您到底做了什么，让自己背了这么多年？”
“林远。”伊芙琳转过头，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着我，“有些事，说出来，你会看不起我。”
“我不会。”
伊芙琳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算了，以后吧。现在说了，你我都睡不好。”
我知道她不想说，不再逼问。
下周三就是伊芙琳的生日。
“7月17号。”她提醒我，“你能陪我过吗？”
“当然。”我说，“您想怎么过？”
“在家就好。”伊芙琳微笑，“做几个菜，买个小蛋糕，安安静静吃顿饭。”
“好。”
生日前一天，我特意去了趟华人超市，买了五花肉、排骨、活鱼。伊芙琳生日当天，我从中午就开始忙活。
“怎么这么多菜？”伊芙琳看着满满一桌，眼圈有些红，“太麻烦了。”
“生日嘛，应该的。”我说，“这是红烧肉、糖醋小排、清蒸鲈鱼、麻婆豆腐……都是我妈教我的做法。”
“真好。”伊芙琳声音哽咽，“谢谢你，林远。”
我们点上蜡烛，关了灯。烛光映在伊芙琳脸上，皱纹显得柔和了许多。她闭上眼睛，双手合十。
“许愿吧。”我说。
伊芙琳睁开眼睛，看着我。“我没什么愿望了。”
“怎么会没有？”
“七十岁了，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不强求了。”伊芙琳说，“现在只希望你能顺利拿到永久回头签，以后好好生活。还有……希望我在走之前，能把该还的还清。”
“又是还清。”我皱眉，“伊芙琳，您到底欠了谁？欠了什么？”
伊芙琳看着跳动的烛火，没说话。
“吹蜡烛吧。”过了半晌，她说。
我们一起吹灭蜡烛，房间暗下来。我打开灯，看见伊芙琳在悄悄擦眼角。
“怎么了？”
“没什么。”伊芙琳笑了，“就是想起一些旧事。”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但伊芙琳始终没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圣诞节前，红姐突然给我打电话。
“怎么样，还适应吗？”她问。
“挺好的。”
“移民局那边基本没问题了，永居流程在走了。”红姐顿了顿，“最近没什么异常吧？”
“没有。”
“那就好。”红姐说，“记住，永居正式下来前，千万别出岔子。老太太那边没事吧？”
“没事，她对我很好。”
“行。”红姐说，“永居到手，你想走想留，自己决定。”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心里空荡荡的。
两年后，我该怎么办？
走？还是留？
圣诞夜，伊芙琳做了烤火鸡和土豆泥。我们坐在餐桌旁，听着收音机里的圣诞颂歌。
“圣诞快乐。”伊芙琳举起果汁杯。
“圣诞快乐。”我和她碰杯。
“林远。”伊芙琳放下杯子，“谢谢你陪我过圣诞。这是约翰走后，我过得最不孤单的一个圣诞节。”
“我应该做的。”
“对你来说不是应该的。”伊芙琳摇头，“你这个年纪，应该和朋友聚会，出去玩，而不是陪一个老太太在家吃饭。”
“我觉得这样挺好。”我说，“安静，踏实。”
伊芙琳看着我，眼睛又湿润了。
“如果我有个儿子，大概就像你这样。”她说。
那个圣诞夜，我第一次觉得，留在这里，也许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但我知道，这一切的基础，终究是一场交易。
新年过后，伊芙琳的身体明显变差了。
她开始频繁感到胸闷，气短，去家庭医生那里的次数多了起来。医生说她心脏功能在减退，需要多休息，避免劳累和情绪波动。
“请个护工吧？”我提议。
“不用。”伊芙琳还是摇头，“有你在就够了。而且……我不喜欢陌生人进家里。”
我更加小心地照顾她，盯着她按时吃药，每天陪她在后院晒半小时太阳，下午给她读一段书。
“林远。”一个周日下午，伊芙琳突然开口。
“嗯？”
“我有件事，得告诉你。”她说。
“什么事？”
伊芙琳犹豫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算了，还不是时候。”
“您身体不舒服？”
“不是身体。”伊芙琳说，“是有些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您说吧，我听着。”
伊芙琳看着窗外后院的罗汉松，沉默了好一阵子。
“你知道吗，”她终于说，“人活到七十岁，最后悔的往往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您后悔什么？”
“很多事。”伊芙琳说，“后悔年轻时候太自私，后悔伤害了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后悔一直没勇气去找他，说声对不起。”
“那个人……”我试探着问，“还在世吗？”
“不知道。”伊芙琳摇头，“我试着找过，没找到。也许他已经……不在了。”
她没说完。
“伊芙琳。”我握住她枯瘦的手，“如果您真想找他，我可以帮忙。我懂中文，可以上网查，可以托国内的朋友打听。”
伊芙琳看着我，眼里有水光闪动。“真的？”
“真的。”我点头，“您告诉我他的名字，基本信息。”
伊芙琳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算了。”她说，“过去太久了。他可能根本不想记得我。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别这么说。”
“人都要走的。”伊芙琳很平静，“我只是希望，走之前，能把该办的事办了。”
“什么事？”
伊芙琳看着我，欲言又止。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说。
婚后第九个月，我的居民签证正式批下来了。
收到确认信那天，我心情很复杂。
“恭喜。”伊芙琳笑着说，“终于如愿了。”
“嗯。”我勉强笑了笑。
“现在你可以走了。”伊芙琳说，“我们的协议，你完成了你的部分。你自由了。”
我愣住了。
“您……”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这一天。”伊芙琳语气平和，“现在身份有了，你可以重新开始。找份正经工作，交女朋友，过正常年轻人的生活。”
“可是您身体这样……”
“我会请护工。”伊芙琳说，“你不用担心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走？还是留？
如果走了，我就是个利用完就离开的骗子。利用了一个孤独老人的善意。
如果留下，我又能陪她多久？一年？两年？然后呢？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突然听见伊芙琳房间传来一声闷响。
我跳下床冲过去，推开房门。伊芙琳半躺在地毯上，脸色惨白，一只手死死捂着胸口，呼吸急促艰难。
“伊芙琳！”我冲过去扶起她。
“药……床头……”她喘着气说。
我手忙脚乱地翻出她的硝酸甘油片，塞到她舌下，然后立刻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来得很快。医护人员把伊芙琳抬上担架，我抓起外套跟着上了车。路上我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林远……”她虚弱地叫我。
“我在，没事的，马上到医院。”
“对不起……拖累你了……”她说。
“别说话，保存体力。”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了医院，伊芙琳被推进急救室。我坐在走廊冰冷的塑料椅子上，浑身发冷。
凌晨四点多，医生走出来。
“怎么样？”我冲上去。
“暂时稳定了。”医生摘下口罩，“但病人心脏衰竭比较严重，这次是急性发作。她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我呆住了。
“她……还能有多长时间？”
医生摇摇头：“不好说。可能几个月，可能更短。看她的身体状况和意志力。”
天快亮时，伊芙琳醒了过来。我走进病房，她虚弱地对我笑了笑。
“吓到你了。”
“别说话，好好休息。”我坐在床边。
“林远。”伊芙琳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握住我的手，“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了。”
“什么事？”
“我……”伊芙琳看着我，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我一直瞒着你一件事。”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瞒我什么？”
“我找你结婚，不只是为了有人做伴。”伊芙琳说，“我是为了……”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轻轻敲响，然后推开了。
一个穿着深色西装，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下午好，卡特女士。”他朝伊芙琳点点头，然后看向我，“您一定是林远先生。我是伊芙琳的律师，马克·史蒂文森。伊芙琳女士委托我准备的文件，我已经带来了。”
伊芙琳看着他，点了点头。
“林远。”她转向我，握紧我的手，“有些话，必须在律师见证下说。这样才有效力。”
我看着她，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涌上来。
“您想说什么？”
伊芙琳深吸一口气，看着我的眼睛，目光里有愧疚，有悲伤，还有一种终于要解脱的释然。
“四十三年前……”她缓缓开口，每个字都说得很费力，“我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伤害了一个人。”
我屏住呼吸。
“那个人……”伊芙琳的眼泪流得更急了，“那个人和你一样，也是中国人。”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他叫......"伊芙琳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跪在病床前，眼泪止不住地砸在冰凉的地板上。
就在这时，律师史蒂文森突然开口："等一下。"
史蒂文森从文件袋里抽出最后一页纸，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手抖得几乎握不住。
伊芙琳也勉强睁开眼睛，用尽最后的力气看着那张纸，嘴角浮起一丝释然的笑。
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