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少将赶赴地下党联络点：有紧急情报，事关中央安危

1946年12月的一场大雪，把南京石头城染成了银白色。蒋介石在官邸里召开小型军事碰头会，外间车灯忽明忽暗。就在这天夜里，谢士炎随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抵达首都，暗中却又触动了另一条更隐秘的行动线。距他成为中共情报员，已经整整一年。

若追溯履历，谢士炎生于1912年湖南衡山。与许多黄埔系军人不同，他先入南京工程兵学校，后又投身陆军大学，擅长工事构筑与野战指挥。1942年衢州机场保卫战，他率四十六团在日军炮火中杀出缺口，带出四五百人；这场硬仗让陈诚、孙连仲对他青眼相加，也让他在军统眼里多了几分“不听话”的标签。

抗战胜利后，他被临时授以中将衔，接收武汉日军。戴笠派军统队伍欲插手武汉，谢士炎以“先遣队手续不全”为由挡了十多天。矛盾激化，蒋介石一通电话把他关进禁闭室，陈诚托人保下，这一幕让他第一次正视“党国高层的彼此算计”。

命运的分水岭出现在1946年春。负责武汉交通线的地下党员冯季尧向他递来一张小纸条：“岳麓后山，明夜子时。”两人在山间枯井旁交谈，冯季尧告诉他：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不在官帽，而在信念。那晚没谈组织关系，却埋下火种。之后数月，谢士炎通过冯季尧与延安方面建立单线联系，叶剑英亲自核实了他的诚意。

1947年2月，国共和谈终止。蒋介石召集胡宗南等人抵宁，共商“先西北、后华北”的作战计划。谢士炎只能随孙连仲在会场外候命，但零星词句仍让他捕捉到“4月前拔延安”的核心意图。他判断：完整计划一定落在西安绥靖公署。想到那里有位多年故交——参谋处处长贾贵英，他主动请缨去洛川处理“后勤事务”。

3月6日深夜，洛川小楼灯光寥落。酒过三巡，贾贵英鼾声如雷。谢士炎拉开公文包，厚厚一沓记录纸映入眼帘：攻击兵力、路线、先头师番号、空军掩护时间，全在其上。他不敢取走原件，只用微型铅笔摘录，塞进军靴内衬。

次晨天未亮，他坐卡车赶赴西安。途中军警盘查甚严，他把抄件卷成烟纸塞进香烟盒，侥幸过关。抵西安后距胡宗南部三十小时即将南移，拖不得。他没有时间折返北平，只能直奔奇园茶社地下联络点。

茶社里，老板正清点茶砖。谢士炎压低声音：“有紧急情报，事关中央安危！”对方回了一句暗号，随后把他带进茶叶仓库——里头一架手摇发报机静静待命。短短十分钟，密电通过西北情报线发往延安。叶剑英批注收到时，距胡宗南先遣部队出发只剩二十个小时，中央根据情报及时调整兵力部署，避免了可能的突袭成功。

电报发出后，谢士炎并未立刻离开西安，而是按原计划随公文车返回南京。几天后，保密局借助美国供应的无线电测向车，在北平王府井一带捕捉到活跃信号，顺藤摸瓜逮捕了台长李政宣夫妇。二人叛变，供出了遍布各战区的密码员名单。六名潜伏高层军职人员榜上有名，谢士炎排名第一。

1947年4月18日夜，南京雨势如注。保密局特务包围他在太平路的寓所。“谢处长，委座请您过去说明情况。”短短一句，宣告身份暴露。之后数日，威逼、劝降、利诱轮番上阵，他只回了四个字：“此念不改”。一名审讯官气急败坏，拍桌喊道：“只要你写悔过，大校军衔、洋房汽车都有！”谢士炎抬头淡淡回答：“国家不是交易所。”——这是仅存于档案的唯一一句对话记录。

4月26日清晨，他被押往雨花台刑场。三十六岁的身影在灰色天空下没有丝毫犹豫，子弹响过，尘埃落定。当天夜里，南京城却传来另一重消息：胡宗南突击延安受阻，西北战事陷入胶着。毫无人知道，这两桩新闻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勾连。

有人说，谢士炎是“双面间谍”；也有人说，他不过是看透了国民党高层的互斗与对日妥协。细究原因，难有统一答案。不过从1942年衢州机场到1947年雨花台，五年里他始终把前线士兵的生死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并未改变。

有意思的是，档案里还留存着一封未寄出的电报草稿。落款“汉口指挥部”，抬头却写“长沙·母亲亲启”。字迹极小：若孩儿不归，望宽恕一切。几行字戛然而止，如同枪声般笃定。

历史的背面常常沉默。谢士炎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尾声，只有一个突兀的停顿。可就是这份不声不响的决断，改变了延安作战的走向，也让后来者懂得：战争不仅靠枪，更靠信息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