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点清除到长期困局：美国反恐战争的循环与悖论

文︱陆弃

当地时间1月16日，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击毙一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头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语气冷静而熟悉：精准打击、清除威胁、为此前遇袭身亡的美军士兵“伸张正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样的表述反复出现，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目标人物不断更替，行动方式却高度相似。表面看，这是一次针对性极强的反恐行动；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它却像是一枚被嵌入历史齿轮的零件，再次推动着一个早已显露疲态的战略循环。

美军的“定点清除”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反恐战争中逐渐制度化的一部分。从无人机打击到特种部队突袭，这套体系建立在技术优势、情报网络与跨境行动自由之上，成本相对可控，政治风险也被压缩到最低。在国内政治语境中，这类行动往往具有高度正当性：它们既避免了大规模地面战争的人员伤亡，又能够迅速回应袭击事件，向公众展示政府的行动力。然而，正是这种“低成本高确定性”的特征，使其在战略层面被反复依赖，甚至取代了对更复杂问题的耐心处理。

叙利亚战场本身，就是这一悖论的集中体现。名义上，美国并未与叙利亚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却长期在其境内维持军事存在；目标从最初的打击“伊斯兰国”，逐渐演变为维持地区影响力、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保护盟友安全等多重任务。每一次空袭都被界定为“防御性”或“反恐需要”，但这些行动叠加起来，已构成一种事实上的长期军事介入。问题在于，这种介入并未触及极端组织滋生的土壤，只是在不断修剪其最外露的枝叶。

从机制上看，极端组织的再生能力，恰恰与这种打击模式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头目被击毙，并不意味着网络解体，反而可能加速权力重组与激进化。地方冲突、治理真空、经济凋敝与族群撕裂，才是这些组织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源。定点清除能够暂时削弱其行动能力，却无法替代政治整合、社会重建与区域协调。当军事手段被赋予超出其能力边界的期待，失望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对美国而言，这种循环还带来了更隐蔽的成本。反恐战争最初以“9·11”为起点，承载着强烈的道义叙事；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转化为一种惯性行动，缺乏清晰的终点。国内对反恐的关注度下降，但相关行动仍在持续，决策过程被高度行政化、技术化，与公众讨论日益脱节。这不仅削弱了民主监督，也使战略调整变得更加困难。当行动本身成为目的，反思便被推迟。

从国际层面看，频繁的跨境空袭同样在侵蚀既有秩序。主权原则被不断“例外化”，以反恐之名进行的军事行动，往往缺乏明确的国际授权。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有效，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危险的先例。当规则被反复拉伸，最终受损的并非单一国家的声誉，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可预期性。反恐本应是合作议题，却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不信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恐战略的困境，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目标设定的模糊。究竟是要消灭所有潜在威胁，还是将风险控制在可管理范围？是通过军事存在塑造地区秩序，还是接受多元力量博弈的现实？这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导致行动层面只能不断重复“清除—反弹—再清除”的过程。每一次成功打击，都在延缓对根本问题的回答。

此次叙利亚空袭，在战术上或许无可指摘，却再次提醒人们：反恐战争早已进入一个低烈度、长周期的阶段。它不再决定国家存亡，却持续消耗资源、注意力与战略空间。真正的转折，未必来自某一次精准打击，而可能来自对“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单纯的军事消灭，转向对政治、社会与地区结构的耐心修复。

历史并不缺乏警示。所有试图以持续武力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努力，最终都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扩大投入，承认这是长期治理工程；要么调整目标，接受不完美但可持续的稳定。美国反恐战争走到今天，已经无法回避这一抉择。空袭的爆炸声终会消散，留下的，是如何在权力、规则与责任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的沉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