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三大百年困局（下）

从亲西方到反西方

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与西方的关系经历了从亲西方到反西方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从亲美到反美的变化，使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经历了从依附西方到强烈反西方的变化，而1979年以来长期对抗西方，并遭到美国西方遏制和制裁的状况，构成了伊朗国内发展困境尤其是民生艰难的结构性因素。而2025年“12日战争”后伊朗因军事打击、制裁加剧导致的多重危机尤其是外交挫折、经济困难和民生艰难，则构成了新一轮抗议浪潮爆发，并遭到美国威慑的现实背景。

近代以来，伊朗长期处于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争夺的夹缝中。面对严重民族危机，伊朗恺加王朝（1797～1924年）长期奉行所谓的“第三国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即在伊朗面临英俄两个强国威胁时，寻找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与伊朗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以抗衡和制约英俄的殖民统治。

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恺加王朝曾先后尝试引入法国、德国的力量制衡英俄，但却均遭失败。由此可见，恺加王朝的第三国外交是一种严重缺乏独立、对外依附的失败外交，并构成了国内爆发1890-1891年“烟草抗议”（反对英国烟草专卖）和1905~1911年的宪政革命的重要原因。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为收回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彻底废除在伊朗存在了100多年的领事裁判权；解除外籍雇员在伊朗政府部门的职务，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民族化；宣布实行关税自主，保护民族工业和经济独立；拒绝偿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依法维护国家利益；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维护民族权益；驱逐外国在伊朗的驻军和军事基地。客观而言，巴列维王朝初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对伊朗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西方化的国策又很快使巴列维王朝陷入对西方的依附。从1922年起，礼萨·汗试图通过赋予美国广泛的财政权和石油开采权制衡英苏，但由于美伊双方的巨大分歧，以及英苏从中作梗和排挤，加上一战后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够强大，美伊合作破裂，伊朗“第三国外交”再遭失败。此后，礼萨·汗又不分是非地引进德国以抗衡英苏。1927年，礼萨·汗改聘德国人担任伊朗财政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随后邀请大量德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技术人员进驻伊朗，伊德关系迅速升温，德国在伊朗势力急剧膨胀，一时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队。

1939年，二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日益高涨。尽管礼萨·汗对外宣称伊朗严守“中立”政策，但实际上仍执行亲德政策，拒绝盟军通过伊朗向苏联抗德前线运送战略物资，遭到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强烈反对。1941年8月，英苏以抗击德国入侵、确保援苏运输线的畅通为由，联合出兵占领伊朗，将德国势力从伊朗彻底清除。9月，礼萨·汗被迫宣布退位，流亡南非，让位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

事实表明，“第三国外交”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奉行“第三国外交”的伊朗随时都有被“第三国”出卖的威胁。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在本质上首先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同时辅以成功的外交政策，才能得以实现。礼萨·汗错误地将伊朗捆绑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最终导致自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由于英苏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以及随后伊朗受美国控制的外交依附局面的出现，使得伊朗的发展很难摆脱外部势力的束缚与羁绊。这种局面也构成了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继承王位后，采取亲美政策，遭致伊朗人民强烈反对的历史根源之一。

穆罕默德·礼萨上台后，他先后面临英国与苏联出兵占领并争夺伊朗、美国大举渗透、西方石油资本争夺伊朗石油资源、苏联在战后拒绝撤兵、民族资产阶级崛起等一系列挑战。在排挤英苏、施压苏联撤军、颠覆民族资产阶级摩萨台政府等方面，伊朗危机也因此成为冷战的起源。美国对穆罕默德·礼萨确立和巩固其在伊朗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也需要伊朗国王来维护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进而使巴列维王朝沦为彻底听命于美国的盟友。1959年美伊签订军事协定，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的控制。

为使伊朗听命于美国，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美伊军事合作关系加强，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数万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他们还带来了与伊朗本土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这一切都受到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界人士的猛烈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其主攻目标是在国内推翻国王政权，在国际上反对美国控制伊朗。因此，美国在伊朗的全面渗透和扩张是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外因。霍梅尼认为，美国是剥夺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他强烈谴责美国对穆罕默德·礼萨·汗国王的支持和控制，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为美国服务的军事基地。

1979年革命后，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成为伊朗外交的核心目标，而反美反西方则成为伊朗外交的核心内容。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立即与美国断交。1979年发生的伊朗学生扣留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质事件，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伊朗同欧洲的关系也全面恶化。

伊朗伊斯兰革命四十多年来，伊朗与美国及西方围绕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尤其是伊朗核问题，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进行全面对抗、斗争和博弈。因此，美国长期奉行对伊朗的遏制政策，而2003年伊朗核危机出现后双方的矛盾对抗更为尖锐，伊核危机更是成为全球性的安全危机，小布什政府因此加大了对伊朗进行遏制、围堵和制裁的力度。直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才出于中东战略收缩的需要谋求通过接触和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经过艰苦谈判于2015 年7月最终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学界多简称伊核协议）。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奥巴马的伊朗政策强烈不满，并且把遏制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内容。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采取了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退出伊核协议、清除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的制裁政策，进而使伊朗的石油出口从2018年高峰时的300万桶锐减到2019年7月的不足50万桶。

2025年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和“接触”并重的政策，但显然以“极限施压”政策为主。2025年6月，在即将与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前夕，美国伙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大规模空袭，并在此后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加之欧洲与伊朗核谈判终止并加大对伊朗制裁，美国、欧洲与伊朗的关系再度走向全面对立。毋庸赘言，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被瓦解殆尽，本土遭到美国、以色列打击，经济危机、民生困难与气候和水资源危机叠加，构成了2025年底以来伊朗爆发民众抗议浪潮，并遭到美国军事威慑的复杂背景。

通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到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伊朗政体和社会发展层面经历了从君主专制到伊斯兰共和、从激进世俗化到革命性的伊斯兰化的巨变，其对外政策则经历了从巴列维王朝最初争取民族独立到后来盲目亲西方并依附美国，再到伊斯兰革命后的强烈反美、反西方外交的历史转折，伊朗的命运也经历过山车般的历史颠簸。伊朗的百年沧桑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其民族文化拜火教（祆教）的二元对立特点，其中威权与民主、宗教与世俗、亲西方与反西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都构成了伊朗百年困局中的矛盾困境。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