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000人被捕，伊朗抓出最大内鬼！前总统鲁哈尼真的通美吗？

伊朗局势持续发酵，在抗议活动基本平息之际，伊朗政府开始大肆调查内鬼，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我国外长王毅通话时介绍了目前伊朗局势，他表示，伊朗最近的骚乱是“外部势力煽动所致”。

曾经，鲁哈尼是伊朗改革派的旗帜人物，他不仅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风光无限，还一手促成了伊核协议的签署，曾经高高在上的他，如今却面临着软禁的局面，身陷巨大的政治风暴。

据悉，鲁哈尼等三人因涉嫌组成“颠覆国家的团伙”而被拘禁，最让人震惊的是，鲁哈尼被指控曾向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泄露了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行踪，这直接导致了2020年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

这位曾经手握国家大权的总统，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卖国巨奸”，被全体伊朗人民唾弃的呢？

鲁哈尼的麻烦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政治分歧，而是直接触动了伊朗体制的两个核心部分：核战略和经济利益，首先，鲁哈尼力排众议签署伊核协议，试图通过暂停核武研发来换取西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一场务实的外交博弈，但在伊朗的强硬派眼中，这无疑是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生存空间，毕竟，控制核武研发的是伊朗的革命卫队，而这个举动显然挑战了他们的核心利益。

更致命的是，鲁哈尼试图从革命卫队的手中收回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权力，革命卫队已经深度渗透了石油、基建、通信等关键领域，掌握的财富高达数百亿美元，鲁哈尼下令革命卫队不能涉足商业，企图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在触动伊朗神权体系最核心的利益。

而最让强硬派不满的，是鲁哈尼还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时，公开喊出“停止盲目输出革命”的言论，这显然是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挑战，显然，鲁哈尼的这些举动不仅仅在政治体现，而是在挑战整个体制的核心权力架构。

鲁哈尼的悲剧，实际上早在他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已经注定，回顾伊朗近几十年的政治历史，每当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和制裁压力时，神权派就会将改革派推到台前，作为“救火队员”。

一旦改革派试图触及体制的深层利益，他们很快就会遭到反击和清算，2013年，伊朗在极限制裁下经济濒临崩溃，鲁哈尼成为了“工具人”——被默许推选出来处理危机。

在伊朗的政治体制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有着明确的分工，保守派掌握着国家安全、军事大权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改革派则负责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对外缓和。

这种分工注定是短期的：改革派可以调整经济政策，推动民生改善，但绝不允许触动革命卫队的核心利益，尤其是核武研发这一根基。

相比之下，现任总统就显得更加圆滑和精明，他在联合国上对美国表现出合作姿态，转身却坚定支持革命卫队推进核能力建设，与鲁哈尼不同，佩泽齐希扬没有试图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平衡点，而是选择了迎合体制的力量。

这使得鲁哈尼显得过于理想化，他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来缓解伊朗的困境，然而这种理想主义最终让他左右为难，成了两方的“夹心饼干”，改革派的理想被保守派的利益所压制，结果就是两边都无法容纳他。

这种政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鲁哈尼的悲剧结局，伊朗的政治已经被压缩到只剩下“硬刚到底”或“跪地投降”两种极端选项，任何试图走中间道路的人都会成为两方的敌人。

将鲁哈尼打成“内鬼”，对于保守派而言，是一着完美的棋局，首先，这个指控可以转移国内日益加剧的矛盾，在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货币贬值等问题的压力下，国家的治理层已经无法承受更多的责难。

因此，将鲁哈尼和他的“通美派”标签挂在一起，成为一种“替罪羊”的选择，这样一来，民众便不会把矛头指向保守派，而是将所有的责任推给那些被认为背叛国家的人。

打击“通美派”还能帮助保守派清除政治异己，一旦“卖国”这一标签被强加到改革派头上，那些主张对外缓和、进行谈判的人就会成为嫌疑对象，改革派的残余力量也会被一举清除。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叙事可以极大地凝聚人心，将国内矛盾描述为“外部敌人+内部叛徒”的局面，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具煽动性，这种叙事让保守派有了充分的理由，发动一场针对改革派的大规模清洗。

无论鲁哈尼是否真的“通美”，这已经不再重要，在伊朗的政治生态中，任何试图在“硬刚”和“妥协”之间找到平衡的人，最终都会失败，鲁哈尼的悲剧不仅仅是他是否背叛了国家，更在于他试图证明“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根本无法在伊朗的政治体系中生存。

对伊朗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外部敌人，而是曾经信任的人，当权力的博弈变成了零和游戏，任何试图打破规则的人都会成为牺牲品，鲁哈尼的软禁风波，不仅揭示了他个人的政治覆灭，也标志着温和改革道路的彻底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