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的《晚祷》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邂逅

凡·高临摹米勒

《晚祷》是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作品，在19世纪西方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按它的法文标题“L'Angélus”，直译似乎是“天使”。画家将普通农民的劳作与圣洁的感情融会在一起，赋予世俗生活一种庄严的宗教色彩和仪式感。画面中太阳刚刚沉入大地，远方地平线上依稀可见一座乡村教堂，一对面向而立的农民夫妇站在暮色笼罩的大地上，停下手中的活计，虔诚地低头祈祷，感谢大地与上天赐予的食物。田垄和篮子里的土豆，以及三齿杈、手推车显示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静谧的画面却给人带来温馨与安详（图17. 3）。驻足画前，人们仿佛能够听到晚风吹来的阵阵钟声，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有人称此画为《晚钟》，以声入画，更添了一份诗意。

据说此画的买主原是一位美国画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交。米勒后来又在教堂上加了个尖顶，并将原题“为马铃薯祈祷”改成“天使”。关于这个名字，画家后来写道：“它来自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在田野里劳动时，每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祖母就会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帽子，十分虔诚地告诉我们‘天使在为穷人祷告’。”不同的人对此画有不同的理解，农民画、宗教画、写实主义代表、象征主义的先驱…… 即使在非常专业的艺术史家中间，意见也从来没有统一过。

图17.3 米勒《晚祷》（1857―1859），现藏巴黎奥赛博物馆

《晚祷》与《拾穗者》和《播种者》一道，被后人称为米勒的三大不朽杰作。1875 年他去世后，此画曾几经易手，最后由一位法国商人高价购得赠送给国家，先后由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收藏。

对于米勒这幅作品，历来临摹、借鉴和再创作的人不计其数。图17.4为荷兰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27岁那年，以素描形式临摹的《晚祷》。那时候他刚学画不久，对米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这里想起陈丹青系列节目《局部》中的一段话，感觉评论中肯又不落俗套，这里借用一下：“凡·高在1881年左右开始下手学画。他临摹谁呢？他就一直临摹米勒的画。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是画贵族，画有钱人，画才子佳人这些，米勒却会说一个劳动的人是最美的。他自己就是农民，种过地。凡·高一辈子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几乎全是农民，全是受苦的人，穷人。到了巴黎以后，他（笔下）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在他身边的下层人。比方邮差啊，妓女啊，什么咖啡馆老板啊，小医生啊，还有一些天晓得是什么身份的人。但是不管画什么人，所有的人到了凡·高的画里，一律都变得非常憨。憨人画憨人，穷人画穷人，就会弄成凡·高这种滋味。”

图17.4 凡·高临摹的《晚祷》（1880），现藏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除了上面这幅素描，凡·高模仿米勒描绘农民生活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播种者》《除草者》《刈麦者》《缝衣农妇》《第一步》等。应该说，理解米勒对凡·高的影响不太费事，可要说清他与达利的关系就有些困难了。

达利看见了雨伞和缝纫机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对米勒的这幅杰作非常感兴趣，并据此创作了许多作品。据他回忆，早年学校的走廊里就挂着《晚祷》的复制品，从那时起他就对此画痴迷，从中读出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孤寂、永恒、性紧张与浓郁的悲情。1933年，痴迷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达利在超现实主义杂志《牛头怪》（Minotaure）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古怪文章，标题也很长——对《米勒〈晚祷〉中迷人形象的偏执狂的批评性解读（Interprétation paranoiaque- critiquede l'image obsédante L'Angélus de Millet）。文中借用诗人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的名句“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邂逅”，说明他自己提出的偏执狂批判方法的要义：通过“欣狂错乱的诠释图示”，揭示画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梦境或潜意识思想。

洛特雷阿蒙是一位出生在乌拉圭的法国诗人，原名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其短暂的24年生命只留下了《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与另外两部名为《诗》的文艺批评手稿。《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首长诗，共六篇（六支歌），主人公是一个不信上帝、厌恶人类的邪恶青年，全书充满了暴力、黑色幽默、虚幻的梦境和光怪陆离的场景。它对现代文学与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洛特雷阿蒙则被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奉为先知。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这些著名作家和学者都关注过这位早逝的怪才；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等画家也都对《马尔多罗之歌》推崇备至。

达利声称《马尔多罗之歌》是名副其实的癫狂与错乱之作，他自己文章的灵感来自该书第六篇，那里用隐晦的诗句形容一个小男孩的“美丽机会”。达利认为，这一诗意的视觉图像，“既是前所未知之境，又是崇高之境”，正与米勒的《晚祷》契合。他在文中写道：画面把观众带到两个人在孤寂、昏暗中经历了漫长等待而最终相遇的意境之中，被耕作的土地代表有生命的肉体，插在大地上的三齿杈则象征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其他一些论述细节也堪称荒诞，例如他声称，画中农夫的轮廓如同一把雨伞，而农妇则像一架缝纫机——“雨伞，超现实主义的典型物件，一个带有象征功能的物件”；而“那具缝纫机，特征突出的、人人认得出来的女性象征，她甚至拥有那根致命的、食人属性的缝针，那根缝针的工作就等同于母螳螂掏空其伴侣时所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穿孔”（参看图 17.1）。更直白些，农夫手中的帽子是为了掩盖其令人难堪的勃起，农妇恰似一只在交配中啃食配偶的母螳螂——在许多文化中，螳螂被称为“祈祷虫”（praying mantis），或者因其被人观察到的“性食”（sexual cannibalism）行为而被称为“致命情人”。

图17.5 达利《超现实主义风景中的缝纫机和雨伞》（1941），图片来源：Printerest

返祖、考古和小棺材

除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化艺术圈，似乎没有太多人把达利的诠释当回事儿，但是不妨碍他不断自娱自乐地通过作品“戏说”《晚祷》。后来他一再回到这一题材来，创作了大量以米勒《晚祷》为外壳，以他自己在《牛头怪》上发表的超现实主义诠释为内涵的作品。图17.6、图17.7分别是《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Le Mythe tragique de l'Angélus de Millet）和《暮色中的返祖》（Atavism at Twilight）。小汽车和搬运马铃薯的手推车都被莫名其妙地悬在半空，这与达利有意在作品中表现错乱和无序的超现实主义观念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暮色中的返祖》中的农妇腋下还夹着一根长棍，应该理解为是“那根致命的、食人属性的缝针”的象征。

图17.8题名《米勒〈晚祷〉的考古怀旧》（Archaeological Reminiscence of Millet’s Angelus）。可以看出，其构图与米勒的《晚祷》基本一致，只不过达利将观察者的视点提升到远高于地平线的地方，画中的两个人物犹如亘古洪荒时代的巨人。“考古”“怀旧”，以及前面两幅画题中的“悲剧神话”与“返祖”，都折射出他自己对《晚祷》的诠释：“这位画家有悲剧性的返祖食人现象，返回我们老祖宗那种对甜美、柔软、精挑细选的人肉的喜爱。”

1938年，达利又写了一本专著来讨论米勒的《晚祷》，不过直到1963年才正式出版，书中宣称米勒实际上描绘的是一对穷苦农民埋葬孩子的场景。20世纪60年代，达利的名声已如日中天，在他的坚持下，研究者对当时还保藏在卢浮宫的米勒画作进行了X射线扫描，结果发现装满土豆的篮子的地方原来有一口小棺材的轮廓。达利的那本书也一下子火起来，直到21世纪初还有不同文字的重版，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成为当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一段疑案与佳话。

图17.9名为《琴上的冥想》（Meditation on the Harp），可以视为达利对《牛头怪》上那篇古怪论文的进一步发挥：图中农夫的帽子更加下移，头颅低垂看似表示悲哀，按照达利的解释更多的是象征羞耻而不是虔敬；农妇则完全赤裸，一手环抱丈夫，一手触摸着蛋头人的面颊；蛋头人半跪在地上，左脚似兽角，右肘后面伸出一个类似乐器的东西，他是农民夫妇刚死去的儿子。三个人物构成一个所谓的“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暗示恋母与乱伦。

图17.6 达利《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1932），图片来源：Mutual Art

图17.7 达利《暮色中的返祖》（1934），现藏波恩艺术博物馆

图17.8 达利《米勒〈晚祷〉的考古怀旧》（1935），现藏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达利博物馆

图17.9 达利《琴上的冥想》（约 1933），现藏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达利博物馆

本文摘自《格致丹青：美术作品中的科学与文化》，刘钝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刘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