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杭州强力平抑物价促进生产，仅一年工业生产值就翻了一倍多

1949年6月10日，华东军区司令部下达《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只准贮存或兑换成人民币。市军管会随即发出布告，撤销银元交易所，勒令银贩停业。

同时，对46家金银楼业进行审查登记，让他们合法经营。公安部门查封了老风祥银楼等12家投机巢穴突击检查，逮捕了近百名银元贩子。至6月底，猖獗一时的银元投机终于被遏止，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金融市场趋向稳定。

打击银元贩子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不法资本家便把目光转向粮食等重要物资上，大肆收购囤积，投机倒把，导致物价再次暴涨。

1949年7月，浙江全省连降暴雨，出现20年来罕见的大水灾。不法资本家预料谷物将会减产，乘机大搞粮食投机，不断哄抬物价，大米中白尖每担价格从9.7万元抬到23.7万元，

1950年春节后一跃而达到25.5万元，最高时达到30万元。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对粮食毫无办法，粮食必然还会上涨，预言到4月将涨到70万元一担，因而只收不卖，妄图大发其财。

随着米价的暴涨，与民生国计有关的其他物品也跟着飞涨，平抑米价遂成为稳定物价的关键。

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拨给杭州市1000万斤大米，华东区财委也从江西调来5000万斤大米，支援杭州向不法奸商作斗争。杭州市军管会指令杭州市国营贸易公司，负责调剂全市的粮食供应。

国营粮店改善经营方式，扩大销售网点，除自己门售、配售、抛售外，组织合作社、私营店全面代销，以缩短流通过程，减少中间剥削。

其次是敞开供应，通知所有粮食零售店，要多少，给多少，取消限制，并且比市场价低3%—5%出售。有一天，杭州市区竟售出大米1500担，创造销售额新记录。

投机商人听说政府廉价销售大米，纷纷前来大量抢购。等他们买走第一批大米后，政府又降价出售第二批大米，他们又来大肆抢购。这样连续数次以后，投机商再也无力抢购了。

这时，政府的财税部门就限令他们交清税款，并依法从严加收滞纳金和处罚款。银行部门则限令他们按期归还贷款。投机商害怕政府再次降低粮价，开始廉价出售抢购来的大米，抓紧回笼货币，归还银行贷款，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样一来米价平抑了，人民高兴了，说共产党这个办法不错。

有的不法奸商在其他紧缺物资上，也大搞投机。

1950年1、2月间，杭州等城市遭受敌机轰炸，暗藏敌人造谣破坏，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利用西药、五金、煤油、烟叶、花纱布等紧缺物资，买空卖空，抬价哄价，妄图在这方面大捞一把。

人民政府采取加强采购、扩大供应、实行配给等办法，予以坚决制止。对供给制人员的衣食日用品采取折实供应，对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公教人员采取定额配售，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通过以上办法，终于击退了不法商人的猖狂进攻，维护了物价的稳定。

打击银元贩子、反对投机倒把的胜利，初步稳定了市场物价，但隐患尚未完全根除。主要是全国财经没有统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收入计划没有完成，随时可能出现收支脱节，引起物价再次波动。

杭州市政府和企业各部门，留用的原有人员就达6000人，加上南下干部、新参加人员等就相当可观，而有些部门还在继续扩充编制，吸收人员。政府开支增加，而收入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快速增加，这就容易发生入不敷出。

195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实行“三个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杭州市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的决定。

全市按照中央规定的统一编制和供给标准，核实人员，调整薪给，明令各单位不准擅自招收新人员，额外开支，仅这一项就减少开支18%。

其次是认真清理资产。成立杭州市物资清理委员会，全面动员，查清家底，登记造表，接受处理。共清查出贵重物资黄金、银元、布匹、棉纱、机械、煤油、纸张、化学物品等，价值达10多亿元，充实了国库，增加了收入。

第三是严格财务制度。颁布市属各单位收入会计制度、结报制度以及票照统一管理办法，使财政收入能统一入库，纠正以前自收自支等现象。加强审计，规定财政支出必须先编制预算，经审核通过后执行，杜绝“先斩后奏”的做法。市财政依照“量入为出”和“先经常、后临时” 的原则安排，以保证必需的供给和市政建设。所有会计单位均在银行建立户头，以减少现金流转。

第四是加强税收工作。采取与工商界协商办税的办法，掌握资料，依率计征，纠正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拖税、欠税等错误行为。至1950年11月，全市拖欠户达27600户，新旧欠税款达33余亿元。经深入检查、群众检举、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等办法，基本上得到清理。

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当年财政收支达到平衡有余，巩固了稳定市场物价的成果。

1950年春夏之交，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使城乡物资交流严重阻塞，以及党和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私人企业消灭得越快越好”，因而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使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厂停工停产，不少工人失业。

1950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

杭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精神，纠正了干部队伍中“左”的作法，认真落实“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首先对困难行业，主要是棉纱、棉布、缫丝、丝绸、针织、造纸、火柴、肥皂等行业，普遍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帮助解决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问题。

至1950年12月，棉纱加工量占到总量的91%，缫丝加工量占到总量的94.3%，棉布加工量占到总量的35.3%。加工订货中的工交费，根据“国家亏本时，私厂保本；国家保本时，私厂略有盈利”的原则，逐步提高，体现“公私兼顾”政策，使各方均感满意。

在商业领域，适当扩大私商经营范围，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他们有利可图。如纱的批零差价调整到3%—4%，龙头细布从4%提高到10—13%，大米从3.6%提高到8%。

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金融贷款。国家银行在放宽信贷额度的同时，推动私营金融机构联合贷款，扶持私营工商业。在税收方面，采取协商、评议的办法，掌握资料，精确计算，依率计征，纠正畸轻畸重，堵塞逃税漏税，合理调整负担。

除客观环境因素外，从企业内部因素看，私营工商业自身也存在不少弱点，即从旧社会带来的投机性、散慢性、落后性。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习惯于投机经营，认为只要投机成功一、二次，可以坐吃好几年，因此无心改善经营管理，以致机构臃肿，设备落后，技术老化，成本增高，产品不对路。

杭州市第一纱厂出产一件纱要44个工人，240度电，而天津只要11个工人，170度电。有家布店，只有80匹布的本钱，却雇了13个店员，主要叫他们去搞投机。

为了使私营工商业及早摆脱困境，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政府着力帮助他们改造生产，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如在丝厂中改坐缫为立缫，在绸厂中改狭幅织机为阔幅织机。改进操作技术，扩大看台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过去每台机职工2.7人减少到2.4人。

同时调整产品结构，将部分丝织厂改织龙头细布、卡其、灯心绒等畅销产品，这在当时全国还是个创举。精简管理结构，把多余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以降低成本。

经过努力，企业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如生丝品位，1949年均在D级以下，有40%不合出口标准，到1950年末，A级以上达12%，B、C级达75%，可供出口的生丝达到80%左右。

为减少厂家之间互相倾轧，盲目竞争，政府又组织他们联营，集中资金，分工合作，扩展经营业务。杭州全市建立了32个联营机构，有22个行业870家企业参加，取得了很好效果。如粮食联营公司成立后，就有能力直接从长沙、南昌、鹰潭等地进货，减少了经营成本。

对其中含有敌产、公股的企业，则通过接受、清理，实行公私合营，进一步加强了领导。

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杭州全市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很快有了起色。1951年秋天，吴宪市长亲自主持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1951年前6个月，全市工业生产值比上年同期上升147.24%，商业营业额上升4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