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表哥给周恩来写信，被秘书当作普通信件，从此两人失去联系

1964年3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长安街一间办公室里，人们在整理中央领导人旧案卷。一封1949年的来信忽然被翻出，落款“陈式周”。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信的收件人正是周恩来。纸面有褪色的墨痕，却依稀还能看清那句“别后卅载，倚门遥盼”。

往事旋即被拉回半个世纪前。1907年秋，宝应水巷口古宅中，9岁的周恩来蹲在藤椅旁，听一位青年男子讲《施公案》。青年名叫陈式周，比他年长16岁，是嗣母陈氏的堂侄。那个晚上，周恩来兴奋得连连追问，惊叹声不断。陈式周发现，这位小表弟不仅识字多，还能点评《史记》里的故事，彼此欣赏的情谊就此萌芽。

维持亲缘靠来往。1913年前后，周恩来入读天津南开，陈式周辗转到上海《申报》做编辑。两人通信频繁，书札往返津沪之间。周恩来把自己写的政论寄去；陈式周则替他润色、推荐，一篇篇见诸报端。信末常有一句玩笑似的叮嘱：“别忘了上课，稿费就当零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被推到学生运动的风口浪尖。1920年底赴法前夕，他特意到上海永泰里向表哥道别。兄弟俩彻夜长谈，话题从法兰西的学费聊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清晨码头启程时，陈式周塞给他70银元路费。周恩来挥手时高声说：“等我消息！”船尾溅起浪花，也溅开新的人生进程。

在欧洲，周恩来每隔一两月便写信回沪：法国物价、英国罢工、柏林街头的左翼示威，都被他记录得生动鲜活。陈式周读着读着，常敲桌自语：“小家伙眼界真开阔。”这些来信，后来成了国内报章报道世界工运的第一手资料。

1924年周恩来回国参加黄埔军校筹建，从此陷入风云激荡。国共分合、战火硝烟，兄弟俩的通信被军事机密、交通封锁所割裂。到1931年底，周恩来秘密离沪去中央苏区，陈式周对他的去向再难获悉。老宅里的那叠书信，被陈氏后人裱起珍藏。

抗战爆发，上海陷落。陈式周领家人回宝应，把当年姑母故居赎回来，自己动手修补屋瓦。他守着书房，盼望着一个约定已久却迟迟不至的脚步声。有时候夜深，他会摸出旧信，一封封展开，目光在“恩来”“式周”之间来回游移。家人劝解，他苦笑一句：“总能再见的。”

1949年10月，广播里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陈式周年届花甲，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激动得直抖手臂。当晚，他铺开信笺，用小楷写下长信：问候、怀旧，外加一句恳切的请求——“盼得一面”。他寄往中南海，同时附上一张少年时期的合影，怕秘书不识，特地在照片背面写明“我与恩来，水巷口旧影”。

意外出现。总理办公室每日涌入上千封人民来函，分拣人员未认出寄信人身份，将信归入普通群众来信类别，按流程发出公函回复：“请向当地政府联系适当工作。”话不多，却如冰水浇心。陈式周展开回信，怔了许久，低声说了一句：“他忙，我不怪。”随后把信收起，连同那张合影一起锁进抽屉，再未提笔。

周恩来并非无情。1950年代初，他四处托人打听陈式周的消息，只是江淮一带屡经战乱，人口迁徙，信息链断裂。一次会议间隙，他轻轻问秘书：“江苏宝应有没有陈式周的户籍记录？”秘书答复不详，他沉默片刻，叮嘱说：“再查。”

可惜时不待人。1954年春，陈式周病逝北京，年七十二岁。病房窗边，老友想问他是否还要给表弟写信，他摆了摆手。隔天，家属在床头抽屉里发现一叠泛黄信件，上面仍残留法国邮戳。

十年之后，周恩来终于通过江苏公安部门联系到陈式周之子陈莱官。工作人员赶到宝应时，庭院已杂草丛生。陈莱官把父亲遗物搬到桌上，最醒目的正是那封“建议来函者向当地政府联系工作”的公函。听完原委，工作人员感慨良久，只能说一句：“确有误会。”

1970年代末，周陈两家总算再聚，信物、手稿、合影重新拼接起散落多年的记忆。那封误收信保存在档案袋里，被列为亲情史料。陈宅后院，祖屋檐下安装了玻璃橱窗，几页油墨早已模糊的报纸静静躺着，访客能清晰看到周恩来旅欧时的署名文章。

历史不是传奇，却常呈现戏剧性。兄弟间的深情，被战争、误会、繁杂公文耽搁，两条人生线就这么错过。宝应街头如今依旧河水北流，清风掠过旧宅砖墙；信笺上那句“倚门遥盼”仍在，却再无人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