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大台矿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急得一夜白头

1961年1月12日零点三十五分，京西正飘着细雪。石景山的电话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值班员一句话把值夜干部惊得头皮发麻：“大台矿1140工作面大面积冒顶，井下41人失联！”

电话五分钟内接通市委小楼。52岁的刘仁刚脱下棉大衣，茶水还冒着热气。他没多问，只低声交代一句：“人命关天，先稳住井下，再来报细节。”说罢，他把电话线拽到办公桌前，守住了指挥席。

大台矿建于1958年，设计年产煤百万吨，是首都的“工业粮仓”。可地质构造复杂，软岩、断层、老空区夹杂，天然就是麻烦制造者。矿工们常笑称它“一脚软泥一脚石”，图个苦中作乐。外人却不知道，每一次产量冲刺都伴着风险清单，看得人直冒汗。

进入1961年，首都各行各业都在勒紧裤腰带保民生。煤炭多出一吨，电厂就能多转一刻。大台矿早早放弃过年休整，春节也不收工。井下加班多，顶板压力更大。那天凌晨，预报的“哨声”——顶板裂纹声——刚被值班员听见，崩塌已兜头砸下，三条巷道瞬间堵死。

井下风流被切断，温度急降。除了几盏风钻小灯，其余光源全灭。工长刘海田顺手砸碎玻璃温度计，掏出水银滴在手心：“只要还能流动，氧气就没耗尽。”一句土办法，让惊慌的伙计们定了神。

地面抢险人员连夜集结。2000多名矿工、工程兵、地质专家混编成三支突击队，四小时换一班。通风、支护、清障三线同时推进。刘仁一头扎进图纸堆，用铅笔重画救援示意。凌晨两点，他突然叫住调度员：“3号斜井能不能挖‘老头窝’？从回风道抠进去。”调度员皱眉：“过去谁都嫌那段旧巷水大，没人用。”刘仁咬字很重：“麻烦就麻烦，可那是唯一迎头。”

第三天清晨，回风道上的水位已到腰。救护队员裹着帆布，趟着冰水前进。地面电话机里传来哧啦哧啦的电流声，忽然一阵敲管声混进线路：“41人，全活！”电话房沸腾。刘仁扶着桌角，嘴唇动了几下，整个人坠向后墙。身旁的小秘书扶住他，只听刘仁喃喃：“把水抽干，再送热粥。”

他被医生抬到招待所。窗外天色发白，镜子递到手边，鬓角赫然多出大片银丝。相熟的警卫愣住，小声提醒：“书记，您头发真白了。”刘仁皱皱眉，随即摆手：“别唠叨，矿井还要复产。”

矿工得救，故事却没有落点。刘仁让后勤把白酒、辣椒和风油精整袋送进矿山。“井下潮，骨头受不了。王府井少卖两瓶不碍事，让矿工先暖身。”这句交代，在干部会议上被反复引用，传得很快。

镜头稍稍往前拉。1909年，四川酉阳苦竹坝，一个大户人家诞生的孩子原名段永鹬。1924年，15岁的他背着小箱子进北京华北中学。恰逢孙中山北上，少年跑去车站迎接，举着纸旗喊得沙哑。三年后，他入党；再三年，被捕进天津监狱；又三年，辗转莫斯科读书。期间他遇见彭真，两人结下牢狱之交。这样的履历，注定了他对 “群众”二字比谁都敏感。

1937年12月，刘仁抵达延安。第二年春，他带队赶赴晋察冀，挖地道、架电台，忙得不亦乐乎。解放前夕，他潜进北平，专盯高校教授。掌握名单后，他挨门去劝：“留下吧，孩子们离不开你们。”教授们私下给他起外号“留人”，周恩来听来大乐，宴会上拉着他的手向学者介绍：“这位同志，把你们全‘留’住了！”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百业待兴。刘仁分管农业、轻工、抢险，总爱往郊区钻。1952年冬，他决定在南苑试办“红星集体农庄”。土地并块、渠系改造、林路相连，全按四年规划走。毛泽东看到图纸，连批好几句：“办得好，照这样干！”

永定河发洪水时，他半夜摁住电话召空军、海军救人；酒仙桥筹建工业区，他争取无轨电车，把票价压到工人能接受的最低。外人认为他“爱管闲事”，他却嗤笑：“管闲事才能省大事。”语气平平，却不好驳。

再回到1961年春。40余名矿工全部升井那天，京西矿务局食堂贴出红榜：“未伤一人，向市里报喜。”条幅下，刘仁披着灰大衣到场，逐一握手。老矿工刘万福没忍住，悄声打趣：“书记您白头发真多。”刘仁笑笑：“白几根算啥，只要咱兄弟都在。”

救援总结会议上，技术干部提出加密测压点、实行分区超前支护。刘仁听完，顿了顿：“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木支架，你们写清楚，批件我来签。”会议散后，他拖着不稳的步子回办公室，一张图纸又铺开。旁人劝他休息，他抿口冷茶：“还没到喘气的时候。”

1973年10月26日，刘仁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彭真在悼词里写下“忠心耿耿、密切联系群众”十二字。多年过去，京西矿山的老工人提起那次奇迹救援，常把话题拐到“白头刘书记”。他们说，那夜雪大，电话线长，几十条命，全系在一个不停跳动的电话铃上，也系在一个人不肯松开的双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