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卖车供我上清华，如今我年薪600万，大舅来借钱，我回了6个字

那个下午，上海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我刚刚结束一场高管会议，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阳阳，我在你公司楼下。 ”

发送人是大舅。

我愣了一下。 十五年过去了，这个曾经卖掉二手面包车供我上清华的男人，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2007年的夏天，蝉鸣声撕心裂肺。 我捏着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蹲在院子里，手脚冰凉。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眉头皱成川字。 母亲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 八千块的学费，对我们这个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方夜谭。

大舅就是这时候扛着一袋大米走进院子的。 他看着我手里的通知书，又看了看我通红的眼眶，一句话没说。 三天后，他再次出现，塞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里面是八千块钱。 有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甚至还有皱巴巴的几块零钱。

“大舅，你的车呢？ ”我盯着他空荡荡的身后。 他嘿嘿一笑：“卖了，旧车老出毛病，修着费钱。 ”

那辆二手五菱宏光，是他攒了三年钱买的命根子。

在大学里，我拼命学习。 第一个学期就考进班级前十。 电话里，大舅哽咽着说：“崽啊，别舍不得吃穿。 ”

毕业后我放弃保研，去了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 月薪八千，租着三千块的隔断间，每天加班到深夜。 五年后，我成了年薪六百万的高管。

我在内环买了大平层，开上了一百多万的奔驰车。 把父母接到上海后，却渐渐忘了那个卖车的大舅。

直到表哥打来电话：“大舅母肺癌晚期，需要几十万手术费。 ”

我带大舅和大舅母到上海最好的医院，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 大舅母手术成功那天，大舅在走廊上叫住我。

他搓着手，嘴唇哆嗦：“阳阳，你表哥表姐想在城里租房找工作……能不能借五万块？ ”

我看着这个佝偻着背的老人，突然想起这半个月来，他已经花掉我几十万。 一种莫名的烦躁涌上来。

“我没钱，你走吧。 ”

这六个字说出口的瞬间，大舅的身体晃了一下。 他的眼睛像熄灭了灯，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挪向走廊尽头。

大舅母还是走了。 葬礼上，村里人指指点点：“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要不是他大舅卖车……”

大舅始终没看我一眼。 葬礼结束后，他关上家门，说了最后一句话：“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 ”

回到上海后，我辞掉工作，卖掉房子和车。 带着所有钱回到村里，盖了一所“大山希望小学”。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大舅家门口站一会儿。 直到某个黄昏，他正在院子里喂鸡，我叫了声：“大舅。 ”

他转过身，眼神复杂：“傻孩子，大舅从来没怪过你。 ”

现在，我是大山希望小学的语文老师。 课堂上，我总爱讲十七岁那年的故事，讲那个装着零钱的塑料袋。

孩子们会睁大眼睛问：“陈老师，大山爷爷真的把车卖了吗？ ”

大舅偶尔会来学校，揣着一口袋水果糖分给孩子们。 下雨天，他推着绑满雨伞的自行车出现在校门口。

去年村里春晚，我们俩当了主持人。 大舅在台上说：“我这辈子没大本事，就供出个大学生。 ”台下掌声雷动。

月光很好的晚上，我们会坐在院子里喝茶。 大舅突然说：“你表哥生了个大胖小子，过几天带回来给你看看。 ”

茶水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些曾经用六个字斩断的恩情，如今化作了教室里的读书声，化作了月光下的茶香，化作了黑板上粉笔划过“感恩”二字时，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