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世友儿子被抓，可能要重判，许世友：就是枪毙，我也支持

许世友这一辈子，活得像一块坚硬的石头，风吹雨打都不怕，但他心里最软的地方，藏着七个孩子的名字。这七个孩子，三男四女，其中六个是他和田普一手拉扯大的。在那个马背上打天下的年代，生孩子不像现在这么讲究，没有保温箱，没有月子中心，往往是部队打到哪儿，孩子就生在哪儿。许世友给孩子起名字，从来不翻字典，也不找算命先生，他眼前的战场、脚下的土地、心里的国家，就是最好的起名书。

先说大女儿。那是解放战争最胶着的时候，许世友带着部队在经夫山一带和敌人拉锯。战壕里的土还烫手，硝烟还没散尽，通讯员就跑来报喜，说首长家里添了个千金。许世友刚把枪里的弹壳退出来，满手都是黑灰和油污，他站在经夫山脚下，抬头看了看那座并不高的山头，又低头看了看刚送来的报喜条，大手一挥：“就在经夫山生的，这地方有纪念意义，叫许经夫！”

这名字听着确实有点“硬”，不像个姑娘家的名。后来大女儿长大了，上学读书，同学一听这名字就觉得像是个男兵，或者是个什么复古的代号。她自己也觉得别扭，那是新社会了，讲究文明雅致，就自己做主改成了“许丽”。但在许世友心里，哪怕改了名，那也是经夫山的女儿，骨子里得有山的硬气。

二儿子来得更是时候。那是部队正在急行军，许世友骑在马上，马脖子上的鬃毛随着步伐晃动。突然有人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喊：“首长，家里又添丁了，是个带把的！”周围的战士们一听，都乐了，这叫双喜临门。许世友在马上挺直了腰板，看着远处连绵的队伍，那种作为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把马鞭在空中甩了个响鞭，大声说：“人民军队永远不会倒，这孩子是军队的兵，就叫建军！”许建军，这三个字，后来成了许家老二的代号，也成了他一辈子的紧箍咒。

再往后数，二女儿许桑园、三女儿许华山，这俩名字一听就是“地理盲盒”。那时候部队流动性大，田普带着孩子跟着部队走，走到桑园村就生了桑园，走到华山县就生了华山。许世友觉得这法子好记，不用费脑子，还能记住战斗过的地方。外人听着觉得这当爹的太随意，好像孩子是路边捡来的，随便按个地名就打发了。但对许世友来说，这不是随意，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记忆锚点——无论走到哪儿，孩子的根都在部队，都在这片刚打下来的江山上。

三儿子叫许援朝，这名字不用猜，肯定是抗美援朝那几年的产物。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家里还没喘匀气，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许世友那时候虽然没第一批入朝，但心早就飞过去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正对着朝鲜地图发呆，听到孩子的哭声，他把铅笔往地图上一戳：“叫援朝，让他记住，他是为了援助朝鲜、保卫国家生的。”这名字在当年的重名率极高，但在许家，这名字沉甸甸的，代表着一种国际主义的血性。

最有意思的是小女儿。她生在国家搞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那时候街头巷尾的大喇叭里天天喊“经济建设”，许世友觉得这词儿时髦、实在，就给闺女起名叫“许经建”。可到了六七十年代，形势变了，外面乱糟糟的，许世友看着小女儿在院子里跑，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无奈。他把田普拉到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搞什么经建啊，这年头，平平安安当个小兵最实在。”田普也是个直性子，看着满街的大字报，心里也堵得慌，顺口就说：“那就改个名，别跟你姓许了，随我姓田，就叫田小兵，咱不图建设不建设，就当个老百姓的小兵。”

就这么一句话，户口本上的“许经建”变成了“田小兵”。这一改，家里的气氛倒是轻松了不少。原本沉重的时代压力，好像被这一个“小兵”给冲淡了。许世友听着这名字，嘿嘿一笑：“田小兵好，田小兵不用操心国家大事，只要站好岗就行。”

这一大家子，名字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经夫山、建军、桑园、华山、援朝、经建、小兵。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都是许世友这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对这个国家最直白、最朴素的告白。

2、家里的“练兵场”和特殊的“家法”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局势稍微稳当了点，许家的日子也算进入了一段“黄金期”。孩子们一个个像雨后春笋一样往上窜，大的背着书包上学，小的穿着开裆裤满院跑。家里墙上挂着一排书包，早起吃饭的时候，碗碰碗，筷子碰筷子，叮叮当当像个食堂。

许世友在外面是威风凛凛的军区司令，回到家就是个说一不二的“总教头”。他那套带兵的法子，一点没糟践，全搬回了家。在他看来，孩子就是兵，不听话就得练，练不好就得罚。他的“家法”就一个字：打。这不是那种象征性地拍两下，是真打，而且男女平等，绝不搞“重男轻女”那一套，也不搞“穷养儿富养女”的讲究。

有一回，二女儿许桑园和三女儿许华山趁着大人不注意，逃学跑去外面的野地里抓蚂蚱、摘野花。那时候野地里不仅有花，还有水渠，挺危险的。老师发现人不见了，一个电话打到许世友办公室。许世友正在看地图，一听俩闺女跑没影了，火腾地就上来了。他让警卫员把俩逃兵押回来。

俩小姑娘一进门，看见父亲黑着脸坐在藤椅上，手里还拿着那根平时用来教训警卫员的树枝，吓得腿都软了。许世友二话不说，指着许华山：“过来！”许华山个子高，以为能躲过去，结果被许世友一把拎过去，按在腿上，那树枝结结实实地就抽在了屁股上。那是真疼，许华山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

旁边站着的许桑园一看这架势，知道自己跑不了，反而不害怕了，一边抹眼泪一边还嘴硬：“爸，你还没打我呢！”按常理，这属于“求打”，一般家长也就顺手给两下完了。谁知道许世友一听这话，把树枝放下了，歪着头看了看许桑园，又看了看还在哭的许华山，突然乐了：“嘿，你个小不点，还替姐姐操心？你看你姐，长得比你高，还比你先挨打，你这姐姐当的，比妹妹还矮半头，算了，这顿打先记着，等你长高了再补！”

一屋子的紧张气氛，被这一句调侃给搅和了。俩闺女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鼻涕泡都笑出来了。这就是许世友的厉害之处，他打你是真打，疼也是真疼，但他不把你当仇人，打完了还能跟你开玩笑，让你记吃又记打。

还有一次，大女儿许丽（那时候还叫许经夫）因为是老大，在弟弟妹妹面前摆架子，有点“家长作风”，把几个小的惹急了。那几个小的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合计，直接跑到许世友那儿去告状，嘴里还喊着：“姐姐压迫人！姐姐是法西斯！”

“压迫”这词在当年可是个大帽子，许世友一听，那还了得？这不仅是家庭矛盾，上升到政治高度了。他背着手，虎着脸，大步流星走到大女儿房门前，那架势像是要去炸碉堡。手举起来，眼看就要一掌把门板拍碎，屋里的许丽吓得缩在被子里发抖。

可就在手要碰到门的一瞬间，许世友停住了。他想起孩子大了，有自尊心了，真打坏了也不行。他把手收回来，在半空中画了个圈，转身对那几个告状的小的说：“去，搬个凳子在门口坐着，喊口号！喊‘反对压迫’，再唱《团结就是力量》，什么时候唱得你姐出来认错，什么时候停！”

于是，许家大门口就出现了奇观：几个小的坐在板凳上，扯着嗓子吼：“反对压迫！打倒法西斯！”唱得五音不全，调都跑到太平洋去了。大女儿在屋里听着又好气又好笑，最后实在绷不住，推门出来，脸涨得通红，跟着一起唱。许世友站在旁边听着，也跟着打拍子，等唱完了，他背着手说：“以后谁再搞压迫，就让他们唱一天，我看谁的嗓门大。”

这就是许家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里透着一种特殊的温情。许世友不讲什么大道理，他信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也信“集体力量大”。他不想让孩子们变成娇滴滴的少爷小姐，他要的是那种摔打出来的韧性。所以，等到孩子们长到十几岁，到了参军的年纪，他根本没跟孩子们商量，大手一挥：“都去当兵！部队是个大熔炉，进去炼一炼，炼成钢是你们的造化，炼成渣也别回来哭。”

就这样，许家六个孩子，除了还在上学的，全被他塞进了军营。大儿子许光在大别山区当兵，一待就是好多年；二儿子许建军进了南京军区；三个女儿也都穿上了军装。许世友有个死规定：在部队里，谁也不许提是我许世友的孩子。想提拔？靠本事；想入党？靠表现。谁要是敢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招摇，回来腿给你打断。

所以许家的孩子在部队里，最多干到团职，没一个能靠着父亲的肩膀爬上去的。他们心里都清楚，父亲给的是一张入场券，能走多远，全看自己的两条腿。

3、那个“胆子大”的二儿子和他的跟头

在这一群孩子里，许世友最挂心，也最头疼的，就是二儿子许建军。

许建军这孩子，从小就跟别的兄弟姐妹不一样。他不像老大那么稳重，也不像妹妹们那么文静，他是真“野”。爬树能上房，下水能摸鱼，打架冲在第一个。许世友看着他，总是半喜半忧，常跟身边的警卫员说：“这小子，胆子太大，将来是个将才，也可能是个祸根。”

小时候的“胆子大”是淘气，长大了的“胆子大”就是隐患。许建军参军后，起初在南京军区表现不错，毕竟是老首长的儿子，又在父亲眼皮底下，不敢太造次。那时候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精神得很，训练也刻苦，年年都能拿个五好战士。许世友听着汇报，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挺得意的，觉得这小子像自己，有股冲劲。

可是，时代变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吹到了东南沿海。那时候的南京、福州、广州，成了风气的最前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混乱。各种思潮涌进来，各种商品倒进来，当然，各种诱惑也跟着来了。

许建军这时候已经是团级参谋了，手里有了点小权力，接触的人也杂了。今天跟这个老板吃饭，明天跟那个“高干子弟”喝酒。在那些推杯换盏中，他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被激活了。他觉得父亲那一套老了，现在讲究的是“灵活变通”。

那时候，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非常猖獗。从电视机、录音机到布料、汽车，只要能倒腾进来，就能赚大钱。军队和地方有些人勾结在一起，搞起了“官倒”。许建军一开始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帮朋友牵个线，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别人数钱。但他忘了，他穿的是军装，他姓许。

胆子大的人，往往对危险有一种本能的屏蔽。许建军觉得，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再说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可他没想到，这次的雷，炸得特别响。

1979年左右，中央下了大决心，要严打沿海走私活动。这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暴风骤雨。那些平时跟他称兄道弟的“朋友”，有的被抓了，有的跑了。墙倒众人推，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有人开始咬人。咬来咬去，就咬到了许建军头上。

其实，后来组织上查得很清楚，许建军并没有直接去船上接货，也没有亲手拿大额的回扣。但是，他利用了父亲的影响力，或者说是利用了别人对他父亲的忌惮，在中间通融、打招呼，甚至参与了分红。这在军纪面前，就是大忌。这叫“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叫“严重违纪”。

消息传到许世友耳朵里的时候，老将军正在北京开会。那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休息间隙，老战友聂凤智把他拉到一边，脸色很难看。聂凤智和许世友是过命的交情，从红军时期就在一起，说话从来不藏着掖着。

聂凤智压低声音，把许建军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涉嫌走私，已经被控制，正在审查，可能要重判。

许世友听完，半天没说话。他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手里攥着那个随身带了几十年的搪瓷茶杯，指节都捏白了。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其他老战友看着他的脸色，都不敢出声。谁都知道，许世友这辈子最讲究个“规矩”，战场上谁要是犯了纪律，他枪毙起来眼都不眨。可现在犯事的是他亲儿子。

过了好一会儿，许世友缓缓站起来，把茶杯重重往桌子上一墩，茶水溅出来，烫到了手背，他连躲都没躲。他从腰间拔出那把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震得烟灰缸都跳了一下。

这一声，把屋里人的心都震颤了。

许世友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像铁块一样硬：“这小子，我早就知道他要闯祸！要是查实了，真的违反了国法军纪，不用留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枪毙，我也支持！”

这话说出来，是真狠。但也只有了解他的人知道，这狠背后，是心在滴血。他是一名党员，一名高级将领，在“公”与“私”的天平上，他只能选择前者。如果这时候他护短，他这一辈子的清誉就毁了，他对部下的要求就成了笑话。

后来，经过严格的审查，考虑到许建军并没有直接参与暴力走私，且有一定的悔过表现，组织上最终没有枪毙他，也没有开除军籍，而是给了他一个处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发配到青海西宁进行劳动改造。

青海西宁，那是什么地方？高原，缺氧，条件艰苦。对于一个在南京长大、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来说，这无异于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但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是组织上看在许世友的面子上，也是看在他过去战功的份上，给留的一条后路。

这件事，成了许家的一个禁忌。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没人敢提“许建军”这三个字。田普想儿子，想得偷偷抹眼泪，但也不敢在许世友面前提。许世友表面上看着跟没事人一样，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但熟悉他的人发现，他那一阵子老得特别快，背也比以前驼了一些。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发泄在了工作上，没日没夜地看文件、下部队，好像只有累到极致，才能不去想那个在青海喂猪、开荒的儿子。

4、最后的凝视与未尽的军礼

时间走到了1985年。这一年，许世友将军已经80岁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身上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疼，加上年纪大了，各种器官都在衰竭。但他还是坚持在岗位上，他说：“我要死，也要死在岗位上，不能死在床上。”

那年秋天，南京的梧桐叶开始落了。许世友的病情突然恶化，从一般的疗养状态转到了病危通知。消息传开，整个南京军区都震动了。老部下、老战友，还有那些被他骂过、提拔过的人，都往医院跑。

病房里总是挤满了人，但许世友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昏迷。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战友的手问部队的训练情况，问南边的边境还安不安静。昏迷的时候，他嘴里总是含糊不清地喊着一些名字。

医护人员和家属仔细听，发现他喊得最多的，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冲啊”，而是几个孩子的名字，尤其是——“建军”。

“建军……建军回来了吗？”这是他在弥留之际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时候的许建军，还在青海的农场里。虽然组织上已经批准他可以回来探亲，但手续繁琐，加上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等到电报发到青海，再等他坐火车往回赶，需要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老将军在等谁，但所有人都不敢说破。大家只能骗他：“快了，快了，建军在路上了，火车跑得慢，马上就到。”许世友听了，眼神里会闪过一丝光亮，微微点点头，然后又陷入昏迷。

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一个一辈子金戈铁马的将军，临死前却被亲情和原则撕扯得粉碎。他一方面希望见到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哪怕最后骂一顿也好；另一方面，他又怕见到儿子，因为见到儿子就意味着他要面对自己教育失败的现实，面对军纪被践踏的痛苦。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在他去世后不到几个小时，一身尘土、满脸憔悴的许建军冲进了医院。他是坐了几天几夜的硬座火车赶回来的，鞋子上全是泥巴，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位。

当他扑到太平间或者灵堂前（不同资料记载有出入，但情感一致），看到的已经是覆盖着党旗的遗体，和那张再也不会睁开、再也不会瞪他的脸。

据当时在场的亲属回忆，许建军没有哭出声，他就那样直愣愣地跪着，头重重地磕在水泥地上，一下，两下，三下……额头磕破了，血流下来，混着泪水滴在地板上。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爸，我回来了……爸，我再也不敢了……你起来打我啊，你起来枪毙我啊……”

可是，那个会拍桌子、会拿树枝抽他屁股、会把枪拍在桌上说要枪毙他的父亲，再也不会回应了。

许世友这一辈子，给孩子起名用了心，教孩子做人用了情，处理儿子违纪用了铁腕。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丰碑，也要求孩子们活成一棵棵松树。他对许建军的“狠心”，其实是一种更深沉的爱——他宁愿儿子在青海吃苦，也不愿儿子在刑场吃苦；他宁愿儿子恨他一辈子，也不愿儿子成为国家的罪人。

葬礼结束后，许建军在父亲的墓前坐了整整一夜。那是南京的深秋，风很凉，吹透了他的单衣。他看着墓碑上那几个烫金的大字，仿佛又看到了父亲那双锐利的眼睛。

后来，许建军回到了青海，继续他的改造生涯，直到几年后组织安排他转业回到地方，进了一家工厂做普通的技术人员。他再也没有穿过军装，也再也没有提过自己是谁的儿子。他变得沉默寡言，踏实肯干，像变了一个人。

每年清明，许家的兄弟姐妹都会去祭扫。大家都会发现，许建军总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会带一瓶父亲生前最爱喝的茅台，倒一半在墓前，自己喝一半。喝着喝着，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还会像个孩子一样，对着墓碑敬一个不标准的军礼。

有人说，许世友太狠了，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也有人说，许建军太浑了，辜负了父亲的一片心。但历史和生活，哪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坚守。

许世友留下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一种骨头里的硬气。这种硬气，让许家的孩子们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虽然跌跌撞撞，但终究没有一个真正倒下的。

当风吹过南京的将军山，吹过许世友的墓碑，你仿佛还能听到那个河南口音的老将军在喊：“建军！集合！”而那个曾经让他操心、让他愤怒、让他牵挂的二儿子，是否还在梦里，听见那一声熟悉的断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