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书记被捕叛变后，想继续潜伏解放区，不料早有封信揭破其身份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的一天拂晓，山东临沂郊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辆押送犯人的卡车刚刚驶进解放区封锁线。车厢里坐着一个神情淡定的男子，他叫金柯——在国民党特务档案里，他已是领着“少将”津贴、奉命回到根据地搞破坏的“苏南特别研究组”组长。金柯自认计划天衣无缝，未料就在卡车停稳后，等他的不是接应暗号，而是荷枪实弹的警卫队。那一刻，所有幻想灰飞烟灭。

卡车旁，陈丕显慢慢踱出人群，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金科长，老朋友见面，该叫你金书记还是少将？”金柯还想辩解，只见陈丕显递过一封折得极厚、边角已发黄的信。信纸正面第一行字“务必提防金柯”显得格外刺眼。读到落款“杨斌”，金柯的脊背仿佛被冰水浇透，扑通跪倒。

这封信的来历，要追溯到一年前的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那时的杨斌肺病已很重，却在暗淡的油灯下，用极细的铅笔芯写成两份情报，一真一假。假信放在行李最外层，引开搜查；真信折叠三道，缝进一位经商往返解放区的艾星华的棉衣夹层。杨斌咳得喘不上气仍叮嘱：“出去后把它交给党，别拖。”艾星华点头：“放心。”短短三个字，却决定了后来无数同志的生死。

杨斌本名谢远源，生于一九一二年安徽当涂的破旧乌篷船上。少年求学时便遇九一八事变，他在南京中学带头罢课，被学校以“煽动”处分。抗战爆发，他干脆跟随新四军走到了延安，再被派往皖南、上海。长年地下工作让他学会在沉默里收集信息，也让肺部旧疾越发严重。医生给出的唯一处方是“离开潮湿环境休养”，可他总一句话回绝：“命还顶得住，就该顶在前面。”

在上海，他遇到另一位能力出众的干部——金柯。两人同握十地委的最高机密，可惜性格大不相同。金柯精明、讲求效率，却极容易对“安全局势”产生错判。杨斌多次提醒“白色恐怖已成网”，建议将机关南迁杭州，可金柯顾虑经费、通信线路，迟迟不批。时间被消耗，本失之毫厘的漏洞终成千里破口。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凌晨，金、杨二人连同工作人员张达平在上海街头被捕。上火车押往南京途中，杨斌蘸湿指尖在桌面写下一个“共”字提醒张达平保持沉默。抵达看守所后，严刑夹棍轮番登场。杨斌咬碎一颗烂牙没吭声，而金柯却在妻儿被带到牢门口的那一秒心防彻底崩溃。他不仅签了“自首悔过书”，还主动要求继续“滞留”牢房，便于向尚未被破获的组织渗透。

杨斌注意到金柯的异样。当夜，他集合仍坚守立场的同志开会，直言：“我们或许走不出牢门了，可情报一定要飞出去。谁也别指望买命的把戏。”那就是写信之夜。信里详列金柯受敌伪任命、将潜返苏北的计划，并提醒党组织对他“只可疑，不可信”。完成后，杨斌笑道：“人活一世，值就够了。”

不久之后，艾星华获释，辗转登上渤海湾的帆船，六月底终于把信放到华东局机要员手中。信封外的火漆几乎磨掉，但内容完整。华东局立即将“金科长”列为一级警报对象，一旦现身解放区，先行监控后拘捕。就这样，当金柯得意洋洋地踏上苏北土地时，早有罗网等待。

然而，世事并未眷顾所有忠贞者。杨斌在狱中再也没见到春天。因为长期缺医少药，又遭反复审讯，他的病一日比一日沉重。四月的古都夜晚仍旧湿冷，狱卒用门闩敲打铁栏呵斥：“装什么死！”凌晨的钟声敲响第三下，杨斌静静合上双眼，年华定格在三十五岁。消息传来，陈丕显沉默许久，只说一句：“老杨要是能多活几年，能干的事还多着呢。”

杨斌离世之前留下一个小小托付——“若能出去，把我那只皮箱还给哥哥谢远达。”可就是这句叮咛，让人足足寻找了三十多年。战火结束后，陈丕显面对成山的档案与牺牲者名单，怎么也找不到“谢远源”的亲属。直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天津市老干部参观团抵达雨花台烈士陵园，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盯着展柜里那张相片愣住：“这不是我弟弟吗？”老人正是谢远达。次年春天，阔别四十余载的那只皮箱终于交到他手中。锁已锈死，箱里却摞着整齐的旧书、几件补丁衬衫，还有一本翻得起毛边的《资本论》。

金柯的结局并不意外。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人民法院审理了他的叛国案，证据繁多，最终判以极刑。那封在临沂郊外摊开的旧信，被妥善收入档案。陈列柜前，没有浮华的注解，只写着“杨斌狱中警示信”，寥寥七字。

回想这段往事，很难不被杨斌的坚韧和那份对组织的绝对信任所震撼。同处囹圄，有人选择献出灵魂以换苟且，有人用命也要守住秘密。若没有那封飞越封锁、穿过硝烟的信，叛徒或许真的能在解放区里兴风作浪，更多无辜者将受牵连。历史的分野，往往就栖身在一张薄纸间。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杨斌那只旧皮箱静静陈列。碎瓦般的岁月已逝，箱内褪色的校服、发黄的笔记本，却仍在无声叩问后人：面对选择，如何不负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