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有一个仅67户人家的小村落,却攒下超30亿集体资产,家家户户住进欧式别墅,人均年收入远超城市白领。这里不是闻名全国的华西村,却上演了更接地气的乡村逆袭神话,它就是官桥八组。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背负8000元外债的穷窝窝,村民买块肥皂都要掰成两半用。从穷得掉渣到富得流油,这场蜕变的背后,藏着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更离不开带头人周宝生带领全村人蹚出的致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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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7岁的周宝生临危受命,成为官桥八组的小队长。彼时的村子,土坯房漏风漏雨,村民锅里常年不见荤腥,集体账上的外债像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谈致富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周宝生没有慌,更没有盲目喊口号、上项目,而是先抓最核心的吃饭问题。他带头推行包产到户,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彻底打破“大锅饭”的僵局。
政策一落地,村民的积极性瞬间被点燃。以前种地磨洋工,如今起早贪黑往地里钻,粮食产量蹭蹭上涨。
没过多久,官桥八组就彻底告别了饿肚子的日子,村民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实则是整个逆袭的基石。周宝生心里清楚,饿着肚子的人没心思琢磨赚钱,只有先解决温饱,大家才愿意跟着他闯新路。这份稳扎稳打的清醒,让官桥八组避开了许多村子盲目搞工业、最终半途而废的弯路。
肚子吃饱了,致富的念头随之萌芽。周宝生深知,单靠种地永远富不起来,必须跳出农门找活路。没有资源、没人脉、没启动资金,他就带着村民从最不起眼的小生意做起:开小卖部卖油盐酱醋,办熟食店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叫卖,夏天捣鼓冰棒厂靠一根冰棒赚辛苦钱。当周边村子还在为卖鸡蛋发愁时,官桥八组已靠着这些小生意,慢慢攒下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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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启动资金,周宝生盯上了又脏又累的煤窑生意。不少村民打退堂鼓,觉得挖煤辛苦又危险,但周宝生力排众议,带着大家一头扎了进去。没想到这个别人瞧不上的生意,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煤窑年产三千吨,纯利润高达9万元。更关键的是,周宝生没有独占收益,而是将利润分给全体村民,让大家都成了股东。这份共享利益的格局,彻底凝聚了人心,村民们也心甘情愿跟着他干更大的事。
煤窑赚到钱后,周宝生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规模化发展。他明白,小作坊式的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想要长久发展,必须走产业化道路。
随后,他带领村民先后建起砖瓦厂、铸造厂,将零散的小生意整合为成体系的村办企业,最终组建起田野集团。从此,官桥八组不再是单纯的村庄,而是变身拥有多家企业的集体经济联合体,村民也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股东,既能拿工资又能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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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许多村子因分红不均闹矛盾、最终分崩离析,官桥八组始终坚守集体经济模式:所有资产归集体所有,收益按贡献分配。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不仅让村子有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让财富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攒下30亿家底。在周宝生看来,一个人的富裕不算富,全村人抱团致富,才能让好日子长久。
难能可贵的是,官桥八组的富裕从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早在村子刚有起色时,周宝生就拿出大笔资金种树修水利,将1000亩林地全部换上杉树,还定下“乱砍一棵树就重罚”的村规。这份坚持让村子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后来更是获评AAA级景区,实现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目标。
更具长远眼光的是,周宝生把教育当成最重要的投资。他主动对接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将大学直接引进村里,让村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当其他村子还在发愁年轻人留不住时,官桥八组的村民已开始为孩子的高考志愿操心。对生态和教育的布局,让官桥八组的富裕有了可持续性,也为村子的长远发展埋下伏笔。
官桥八组的逆袭,从来不是靠运气。它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全靠一个敢闯敢试、心系村民的带头人,一群抱团奋进的村民,以及一套兼顾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思路。乡村振兴到底该怎么干?官桥八组给出了答案:要有愿意为集体谋福利的带头人,要有利益共享的抱团模式,更要有守护生态、重视教育的长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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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村落的故事证明,乡村振兴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靠外界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闯、去拼。每个村子都有逆袭的可能,关键在于是否愿意迈出改变的第一步,是否能凝聚人心、抱团向前。毕竟,全村人的共同富裕,才是最扎实、最长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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