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免签”成“来华就医”？应以政策筑牢国民福利防线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以“就医”为目的免签进入中国。

这股“反向就医潮”虽然催生了医疗旅游的市场红利，却也引发公众对医疗资源被挤占的广泛忧虑。尽管外籍患者基本上为自费诊疗，但我国医疗体系的发展根基，是国家财政投入、税收优惠与医保基金共同构筑的国民福利屏障，我国相对低廉的就医费用，是全社会共同托举的结果。面对与日俱增的外籍就医需求，亟需构建精准适配的政策规制，在秉持开放包容之姿与坚守国民福利保障底线之间，寻求平衡。

公众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其核心指向的是医疗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国民福利的专属边界。我国医疗资源，尤其是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长期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紧张态势——普通民众“挂号难、候诊久”的困境尚未彻底纾解，不少人仍需通宵抢号、等候数周方能问诊专家。

更为关键的是，公立医院的稳健运营与不断发展，乃至医疗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持续赋能与税收减免的政策托举。这些公共资源的配置初衷，是保障本国公民的医疗诉求，是国民福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便外籍患者自行承担诊疗费用，其占用的医护精力、设备时长等核心资源，本质上仍分流了本可服务于国内患者的医疗产能，这种隐性的资源挤占，亟待政策层面予以正视。

或许有人认为，现有特需医疗规制已能规避资源挤占风险，实则不然。尽管医疗签证的申请需提交资金证明、境外保险等材料，但免签政策的便利化红利，让部分外籍人士得以借旅游签证“曲线就医”，钻政策空子规避医疗签证的审核，这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管控的难度，让本就紧张的监管体系更添压力。

规范外籍人士来华就医，绝非闭门谢客的保守之举，而是以精准施策厘清福利边界、筑牢资源底线的理性选择。

首先，应当筑牢入境就医的准入屏障，理顺医疗签证与免签政策的衔接机制。对持旅游免签入境却有就医诉求的外籍人士，需要增设资质审核环节，要求其出具境外医院转诊证明、足额国际医疗保险凭证及明确的费用担保，从源头上杜绝“低成本就医”对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时，可借鉴上海等先行地区的实践经验，细化医疗签证的材料清单与审批流程，明确诊疗周期与停留时限，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其次，需要筑牢医疗资源的隔离屏障，坚守基本医疗的保障红线。应强化对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的监管力度，严守特需服务占比不超过全院总量10%的硬性底线，推动涉外诊疗的诊室、设备、医护团队与普通医疗实现物理隔离与流程分置，互不混淆、互不挤占。

同时，积极引导涉外医疗需求向民营医疗机构与专业医疗旅游先行区集聚，譬如依托海南博鳌乐城的“特许医疗”体系，承接高端涉外医疗服务——以新增资源承载国际需求，而不是挪用现有公共医疗资源，实现供需两端的良性适配。此外，还需构建涉外医疗的价格规制体系，明确公立医院涉外服务的定价逻辑，确保价格水平与资源占用成本匹配。

最后，要明晰医疗资源的福利属性，锚定公共投入的核心导向。国家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应明确向基本医疗领域倾斜，筑牢民生保障的根基。公立医院借助公共资源开展涉外医疗服务，其收益需按比例反哺基本医疗体系，用于提升本土医疗服务能力与改善诊疗条件。同时，建立“外籍就医国民福利补偿机制”，对占用公共医疗资源的涉外诊疗，适度征收专项费用并入医疗资源保障基金，用于改善普通民众的就医体验。

开放的中国，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但包容绝非无底线的资源让渡。医疗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国民福利的专属特质，决定了必须为外籍人士来华就医构建清晰的政策框架。唯有以严苛的准入管控、清晰的资源隔离、科学的价格规制为支撑，才能在抢抓医疗旅游发展机遇的同时，守住国民医疗福利的底线，达成开放与保障的良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