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寒：1951年派赴苏联的留苏生

江平（前排中）留苏期间参加十月革命节游行（选自江平回忆录《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文|浅寒，作者授权发布

1951年初秋，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派出375名留学生，其中136名是研究生。由于年代久远，找到那批人已相当困难。从2011年到2025年，我采访到其中的13位，包括1名研究生和12名大学生。

第一批留苏生的选派

通过访谈得知，当时选派留苏生的决策出台非常仓促，选拔过程相对简单，从拍板到派出前后不足两个月。选拔对象以大学在读的一、二年级学生为主，考虑国家对其专业的需求，但也有一些大学已经毕业的学生出国以后重读大学。清华大学派出七人左右，出国后学生物、物理、化学等。北京大学派出历史系张轶东、潘润涵，哲学系心理专业王甦等——这几位后来都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北京农业大学选派了李丽英和赵世绪，二人同赴莫斯科季米里亚席夫农学院，分别学植物保护和育种。

据后来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之任、马作新以及毕业于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的董茵回忆，那年从他们的母校 ——华北大学工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挑选了 20 人左右参加考试， 16 人出国后学了航空，其他人分别学了汽车、坦克、舰船等。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归属工业部。

2011年9月14日王之任接受采访

2015年9月11日马作新接受采访

除各部委外，也有来自机关、高校的选派生。据赴喀山大学（后转学莫斯科大学）学法律的江平回忆，他当时在北京团市委工作，是由华北局选派的，同去的还有华北局下属天津法院的穆谟、李延茂，内务部选派的魏敏，法制委员会选派的陈汉章，已从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吴建璠，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法学所工作的王叔文，另有司马念媛、佟明晖、刘鉴、谢让柏、陆思明，共12名学法律的学生。

那批学生里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不在少数，研究生里甚至有三位老红军——后来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后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副院长涂通今、潘世征。烈士彭湃之子彭士禄也在当年的派出之列。

钱信忠（左）、涂通今（中）、潘世征（右）

作为试点，还从北京和上海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了5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师大女附中（王序昆）、女一中（汪丽华）、女三中（贾淑媛）以及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杨棨）和大同中学（黄齐陶）。这几所学校都是当时的名校，每个学校推举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2009年9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王序昆

2014年12月4日杨棨接受采访

2016年8月15日黄齐陶接受采访

1986年1月21日，黄齐陶（后排右1）作为对中国核工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人民日报》图片）

这些预备生于1951年7月到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集中，自带行李，在现今的外文楼打地铺，在图书馆（今北大办公楼南侧的档案馆）考试，然后张榜公布“正取”“备取”名单。落榜者有第二次考试机会，通过之后也于当年秋天派往苏联。他们那时的伙食不错，有馒头、油条、酱菜等。

北大西门内北侧外文楼

那年的留苏生至少是分两批派出的。出国时，他们基本上都没学过俄语，俄语基础最好的是来自东北农学院俄文班的邵启全，他后来到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学习；此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黄敦，他在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过半年多的俄文；另据江平回忆，他的同学陈汉章俄文基础还可以；李丽英则在北京农业大学上过俄语课。

2009年4月邵启全、罗安仁（后排右2、3）与列宁格勒大学老同学合影（邵启全提供）

黄敦回忆，到了莫斯科，留学生由中国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负责分配到各校；董茵回忆，老干部刘鼎也参与了分配工作。由于俄文基础差，留学生被安排第一年学俄文，然后开始学专业基础课。

2011年9月20日黄敦接受采访

戈宝权

当时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来自上海的两名高中应届生，黄齐陶被分配学物理，但他喜欢化学；而杨棨被分配学化学，但却喜欢物理。两个男孩一商量，向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互换，获得批准。这样，黄齐陶去了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学无机化学，毕业后又两度赴苏联进修，回国后长期在404厂从事核工业方面的工作；杨棨则进了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他的故事。

由于时间紧张，1951年那批留苏生出国的时候，只领到单衣和夹大衣，冬装是随后运到莫斯科的。黄敦因为在莫斯科大学，又是研究生，时间比较灵活，所以由他花了两天工夫，给已经去往各自学校的同学分发冬装。他说，那年给他们配发衣服是按外交官标准，每人有一件狐皮大衣。后来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凡国内有教育口代表团来访，使馆就找黄敦当翻译，因为莫大研究生住单间，有电话，找他最方便。

黄敦（后排左1）1953年与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钱皋韵提供）

第一年的语言沟通

刚出国，语言问题是最大障碍；语言通了，交流就有了意思。初到莫斯科，俄文基础最好的邵启全带大家游览市容，误把莫斯科河上的电动游船翻译成无轨电车（这两个词在俄文里是同一个），惹得不懂俄文的同学都哄堂大笑。

2016年8月30日罗安仁接受采访

黄齐陶回忆，到列大食堂吃饭，因为看不懂菜单，曾一口气点了排列在菜单最上面的三个汤。王之任回忆，在宿舍里与苏联同学一起做饭，同学让她去拿洋白菜，她一路走一路念叨капуста（洋白菜），走到半路忘了，只好跑回去再问。出门买东西，听不懂该付多少钱，干脆用大票子，再带个手提箱，装回来的都是找零的硬币。

2016年8月15日黄齐陶接受采访

黄敦回忆，张闻天大使曾告诫留学生要学会自己做饭，黄敦读研究生，时间相对充裕，留苏期间就学会了烧菜。苏联人吃芹菜像中国人吃香菜，每次只放一点点，可黄敦喜欢吃，跑到菜店里张口要买一公斤。售货员很吃惊，问买这么多干什么，他说炒着吃；售货员又问怎么炒，他说切碎了加上牛肉丝放锅里炒。黄敦说，莫大餐厅1955年以前都是坐下点菜，服务员开单子，要等很久才能上菜，难怪张大使要求他们自己做饭。但读本科的李丽英经历不太一样，她说留苏期间很少自己煮饭，一般都是吃食堂。

张闻天

李丽英在莫斯科毕业论文答辩

逐渐走上正轨

分配到各校之后，中国留学生都开始跟着苏联老师学俄文。莫斯科大学有

7 个人：物理系 4 个大学生，另外 3 个研究生，分别是数学力学系黄敦、化学系陶宏以及地质系留美归国博士涂光炽——涂四十年代留学美国期间秘密入党，到了莫大，其他同学仍不知他的身份，他一直单独向使馆汇报。留学生都跟老师一对一上俄文课，硬啃文学作品，开始每天两小时，后减为一周一次。

涂光炽

王序昆回忆，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学校从东方系给十多个中国留学生派来一个懂日文的老师教俄语；黄齐陶记得，老师教他们念诗、背诗，还带他们去列宁格勒的普希金纪念馆参观。虽然原计划让第一批留苏生到苏联以后补习一年俄语，但实际上从第二学期，大家就开始插班上课。王序昆、黄齐陶二人高中刚毕业，无班可插。他们被要求通过了数理化考试，也开始跟班上课。生物系翟中和出国前已在清华大学念了一年，但坦言插班上课仍然很苦，其中最难的是政治课。不过让他受益良多的是列大生物系不但有当时苏联主流的米丘林学派，还可以接触到摩尔根学派，思想没有被禁锢。

以下视频来源于

美术史话

2012年8月31日翟中和接受采访

在莫大，物理系的4个大学生也被学校建议从第二学期开始跟班上课。学校说，考不过没关系，不会记录坏成绩；考过了，下一年就会比较轻松。他们接受建议，都考过了课程。

在农学院，已在国内读完一年大学的李丽英从第二学期开始插入大一上课，但是边学俄文边上专业基础课，听完课要找苏联同学抄笔记，一年以后才基本可以跟上。

罗安仁出国前已从贵阳师范学院理化系毕业，还当了助教，出国后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大学地质系念研究生。他认为自己没有地质学基础，应从大学本科读起，获得使馆批准。后来他又申请转学核物理，使馆要求他从大一重读，但因大学低年级基础课大同小异，所以他得以于1952年转入列大物理系，直接插班二年级。与他同时插班列大物理系二年级的还有1952年派出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已在国内读完大学一年级。

罗安仁（左）与列宁格勒大学1952级物理系后来与他一起进了实习团的黄胜年

分配去学航空的学生最初都在莫斯科航空工艺学院，教他们俄语的是一个在大连生活过的俄罗斯妇女，懂中文，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搞对华广播，上课都是晚上来。王之任、马作新等作为政治上最可靠的学生，一年后被分配学飞机发动机。当时莫斯科航空学院不招外国留学生，他们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喀山航空学院。当时喀山的三所高校有中国留学生，除航空学院，学法律的江平等在喀山大学；彭士禄等在喀山化工学院。三年后，喀山的中国留学生全部转学到了莫斯科。

2019年8月1日江平接受采访

然而，留苏的学习、生活都是紧张的。黄敦回忆，到苏联不久，就有人因为身体出状况、精神上承受不住压力而辍学回国。黄齐陶记得，还有一个老干部出身的赵姓研究生，本来在留学生里负责收党费，结果贪污被查出，被免职并送回国，没有完成学业。

毕业、回国

董茵1956年大学毕业后，与另外四位1951年的第一批留苏生彭士禄、阮可强、韩铎、华戈旦一起，被安排转去学原子能，进了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一个专为中国培养核工业人才的训练班。他们回国后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其中彭士禄成为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后排左起：彭士禄、韩铎、阮可强；前排左起：华戈旦、董茵、苏联辅导员（董茵提供）

王之任、马作新毕业后，到国防部五院工作，成为火箭发动机专家。

黄敦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同时在国防部五院参加钱学森创建的高速控制动力组，带着十几个大学毕业生一起攻关。

翟中和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1959—1961年又赴苏联科学院进修。

潘润涵回到北大历史系任教。

王序昆回国后，到兰州大学化学系执教。

江平毕业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

邵启全、张轶东本科毕业，留在列大读研究生，成为第一批留苏生里仅有的留校读研生。

2004年春节张轶东（后排右2）与列大老同学邵启全（后排左1）、黄齐陶（后排右1）、罗安仁（后排中）等聚会（张轶东提供）

罗安仁列大还没毕业，就于1955年被抽调进钱三强带队去莫斯科进修的实习团——当时苏联正在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基础，准备为中国提供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同时培训操控这一堆一器的人才。罗安仁结束实习培训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专门从事零功率堆方面的工作。

钱三强

杨棨的经历比较独特。他留学期间与同系一亚美尼亚女生相恋，毕业前二人结婚，杨棨回国分配到兰州大学。妻子取中文名杨胜利，不久也来到中国。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杨谊。1960年困难时期，杨胜利携子返回亚美尼亚。一天，孤独的杨棨走在校园里，遇到因在北大领导反右不力而被贬黜到兰州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江隆基。江校长主动问起杨棨的家庭情况，建议他去公安局办护照，走正常途径申请出国探亲。杨棨照办，1962年得以顺利出国，阖家团圆，后因身体状况延宕苏联，再回故里已是25年之后。他来到兰大校园，到江隆基雕像前鞠躬致谢。

2009年4月杨棨（后排右1）、杨胜利（前排右2）伉俪与莫斯科大学老同学黄敦（后排左2）、贾淑媛（前排右1）等在京聚会（杨棨提供）

江隆基

同样与苏联公民结了婚的张轶东则命途多舛。他在列宁格勒大学读研期间结识在财经学院读函授班的苏联姑娘克拉娃，但1958年底，他因所谓“右派”言论被遣送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他私自返回列宁格勒，与克拉娃登记结婚。不久之后的1959年1月初，他还是被迫登上了回国的火车，从此与爱人天各一方。“文革”期间，他因“收听敌台”等“罪名”被判25年有期徒刑；“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于1979年提前出狱，获得平反，多年后辗转得知，克拉娃早已患肺癌离世。

2025年6月22日 初稿

2025年12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