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党：西方眼中的恐怖分子，黎巴嫩人心中的英雄

“何为抵抗精神？这个世界每天都在残酷地践踏正义，但我将回去，我将继续为夺回我的祖国而奋斗——这源于我作为人的权利。我的过去，亦是我唯一的未来。在那里，我有一棵树、一朵云、一片树荫，还有燃烧的太阳。雨水与肥力已使根系深扎，难以连根拔起。” ——格桑.卡纳法尼

1982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后不久，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决定停止对以色列国防军（IDF）前线进攻的抵抗，转而加入由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与马龙派长枪党主导的“民族救赎政府”。

这一决定震惊了阿迈勒内部众多成员，他们无法接受领导人向“犹太复国主义”与长枪党“投降”的行为。

许多党内青年迅速联合组织内部力量，并与被驱逐出贝鲁特的法塔赫—巴人阵中坚持抵抗的年轻成员共同宣布脱离阿迈勒运动，于贝卡谷地组建新组织——“伊斯兰阿迈勒运动”。

其核心成员包括阿巴斯、穆萨维、哈桑·纳斯鲁拉、伊玛德·穆格尼耶、穆斯塔法·巴德尔丁、雷丁等人。该组织即为日后真主党的前身。

鉴于部分读者对中东历史背景不甚熟悉，此处略作阐释：为何历史最终选择了这支以宗教为旗帜的“穿袍子的先锋队”？

首先，当代中东活跃于反霸权舞台的许多组织，普遍将伊斯兰作为其组织形象与动员标签。其原因有三：

第一，伊斯兰运动多起源于中东社会内部以反阶级压迫为核心的“被剥夺者运动”，即便是穆斯林兄弟会亦不例外；

第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及其对外输出，为新生抵抗组织提供了意识形态范式与实践指导；

第三，中东传统世俗左翼的严重失能。上世纪以来，世俗左翼与自由派右翼精英在中东轮番登场，却始终未能建立有效治理或广泛动员。某种意义上，越是动荡之地，越成为世界主流政治版本的“先行试验场”。

从唯物史观出发，中东地区历经数世纪帝国主义分割、殖民盘剥，其社会政治结构高度碎片化。原本的历史发展链条被强行打断，取而代之的是以家族政治、买办精英为核心的部落-土邦式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缺乏统一的民族、国家或阶级叙事，宗教与历史文化便成为唯一可资凝聚区域共同体的纽带。

因此，上世纪中叶以来，中东世俗左翼要么陷入派系内斗（辩经内耗），要么直接向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妥协。在自身能力不足与革命条件尚未成熟双重作用下，其失败几成必然。

至1970年代末，复兴党与泛阿拉伯主义相继陷入低潮；苏联支持的埃及在与美国支持的沙特所主导的“阿拉伯冷战”中落败。在世俗左翼全面退场的历史语境下，抵抗力量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以宗教与文化作为团结最大基本盘的支点。伴随霍梅尼主义的传播，现代伊斯兰革命叙事经演化与发展，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宗教在此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工具；真正的目标，应是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

就中东而言，真主党自成立之初便明确反对“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ISIS）等原教旨主义势力，此立场早已写入其最高纲领。须指出：凡以宗教本身为目的的组织，往往滑向恐怖主义。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西方极端教派，抑或各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皆属此类。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9月16日贝鲁特大屠杀期间，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马尔科姆·科尔（Malcolm Kerr）曾庇护大量黎巴嫩难民，允许其进入校园以躲避IDF即将对西贝鲁特发动的空袭。当IDF军官要求搜查校园时，科尔断然拒绝，并直言：

“校园里没有恐怖分子。若你寻找恐怖分子，请从你们自己军队中找出那些摧毁贝鲁特的人。”

然而，1984年1月18日，局势稍缓之际，两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潜入科尔办公室，对其后脑连开两枪，致其当场身亡。此事件被淹没于内战浩劫之中，仅有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极端伊斯兰民兵组织宣称负责。

马尔科姆·科尔是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亦是罕见的“美利坚良心”。

其著作《阿拉伯冷战》曾被广泛引用。他遇害时，其子史蒂夫年仅18岁，正于亚利桑那大学打篮球。一次对阵宿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比赛中，对方球迷嘲讽道：“你爸爸在哪儿？”史蒂夫以完美表现回击。

此后，他成为迈克尔·乔丹的队友，继而成为NBA总冠军教练，再后来，成为徐静雨老师口中的“一生之敌”。

真主党成立初期，伊朗革命卫队给予了关键支持。

尽管当时伊朗自身亦深陷内外困局，仍提供了初创资金，并派遣数百人规模的革命卫队分队进驻贝卡谷地。纳斯鲁拉、穆萨维等人负责宣传与招募，而前法塔赫特种部队成员穆格尼耶则主导军事训练。由此形成真主党延续至今的核心特征：全体成员必须接受军事培训，理念是“在必要时刻，人人皆为士兵”。

成立初期，真主党首要斗争对象即是原母体——阿迈勒运动。在真主党看来，后者已沦为长枪党的“走狗”，乃至“以色列走狗的走狗”，充当马龙派宪兵，屡次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实施暴行。但彼时真主党实力尚弱，无力发动大规模冲突。

此间，纳斯鲁拉频繁活动于以色列与马龙派占领区的什叶派社区，在南黎巴嫩山谷、贝卡谷地及贝鲁特贫民区，通过创办报刊、地下宣传与公开演讲，以“国家、民族、宗教”为号召，动员心怀抵抗的青年加入新生组织。

1985年2月，真主党于贝鲁特南部达希耶区正式成立，并发布《真主党纲领：致黎巴嫩与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公开信》。起初，该宣言未受重视，仅《贝鲁特先驱报》给予小幅版面。

纲领明确其早期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

• 对外：承诺消灭黎巴嫩土地上一切“殖民实体”，包括美国、以色列、法国及其西方盟友；
• 对内：宣称党员为“安拉与其人民的先锋队”，暂不与如日中天的长枪党正面冲突，转而以“多民族统一国家”为口号，巧妙将矛盾焦点引向外部干涉势力。

然而，其内政最高诉求仍是“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革命共和国”。同时，真主党亦承诺尊重人民自主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并坚信唯有伊斯兰革命政府方能阻止帝国主义对黎巴嫩这一“多民族分裂国家”的渗透。

组织架构上，真主党成立之初即设立“舒拉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后因实践需要，逐步增设五大专项委员会：行政、司法、议会、政治与吉哈德（即军事/圣战）委员会，各下辖若干执行机构。然而，鉴于黎巴嫩国族构建的高度多元性，同一政策在什叶派、德鲁兹派或基督教辖区的具体执行常需因地制宜。这种复杂性反而激发了基层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在黎巴嫩，随机应变是有效开展基层工作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初期的真主党仍带有浓厚原教旨色彩。在贝鲁特西部部分地区及贝卡谷地村庄，其禁止销售含酒精饮品；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周边基督徒社区，亦曾限制宗教庆祝活动。部分成员甚至扮演“道德警察”，规训女性衣着。当时，什叶派宗教领袖法德拉拉及首任领导人穆萨维等宗教人士在党内仍具实质影响力。

在武装斗争手段上，早期真主党与今日亦有显著差异。

自1982年IDF大规模入侵、巴希尔·杰马耶勒遇刺身亡（其弟阿明继任长枪党领袖）后，黎巴嫩内战持续激化。为回应马龙派与“犹太复国主义”行径，真主党采取非对称战术，以绑架、勒索及自杀式袭击为主。

典型案例如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由穆格尼耶策划，一辆装载900公斤炸药的二手货车冲入使馆，造成32名黎巴嫩雇员、17名美国人死亡（含8名CIA人员）。

起初，真主党否认责任，由一支虚构的“伊斯兰解放组织”宣称负责。多年后，CIA确认行动由哈吉·拉德万（Imad Mughniyeh化名）一手策划。尽管事件在美国引发震动，里根政府仍宣称不改变其中东政策。

自此，“真主党”之名频繁出现在CIA与摩萨德最高会议议程中。在那个“无限制格斗”的年代，西方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确有其现实依据——因其正是“以恐怖对冲恐怖”。

然而，正如笔者一贯立场：绝不应如“白左”般苛求加沙人民、黎巴嫩民众或真主党、哈马斯扮演“完美受害者”。正如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所言：

“西方质问我们为何不追求和平？因为这是剑与脖子的斗争。”

在力量有限、手段匮乏的历史条件下，若恐怖袭击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敌人，则使用之并无羞耻。面对毫不讲理的帝国主义逻辑，唯有以升级对抗升级，方为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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