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会战，日军以五个常设师团打刘峙，战力对比超过了淞沪会战

1937年9月24日，保定城头火光冲天。

第2师师长郑洞国站在摇摇欲坠的城墙上，望着四周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心凉了半截。

就在刚才，他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第52军军长关麟征，连同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竟然一声不吭地跑了。

这一跑，跑出了抗战史上最尴尬的一幕：一场投入几十万大军的惨烈会战，竟被后来的军史羞于提及，硬生生从“23次大会战”中抹去。

究竟是打得太烂，还是输得太冤？

把时间轴拉回半个月前。

当战史学家在争论抗战到底是22次、23次还是24次会战时，涿保会战往往是那个被踢出局的倒霉蛋。

原因很简单：败得太难看，连蒋介石都不好意思提。

但如果只看日军的阵容，这绝对是一场超级会战的配置。

此时的华北平原上，日军一口气砸下了五个师团。

请注意，这不是后来那些注水的“特设师团”或“治安师团”，而是货真价实的“常设师团”——第5、第6、第10、第14、第20师团。

这是什么概念？

二战爆发前，日本陆军一共只有17个常设师团，这是他们的看家底牌。

在涿州、保定这块比武汉战场小得多的局部区域，日军竟然一次性梭哈了全军近三分之一的主力精锐。

除了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稍有战损外，其余四个师团几乎满编。

按每个师团2.8万人计算，日军兵力高达14万，且配属了大量坦克、重炮和独立山炮联队。

反观中国军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手里有什么？

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万福麟的第53军、曾万钟的第3军、关麟征的第52军，再加上商震的第20集团军，林林总总拼凑了15万人。

乍一看兵力相当，但账不能这么算。

刘峙手里的这15万人，面对日军14万机械化精锐，实际上是以卵击石。

更要命的是，这里是华北平原。

这里没有淞沪的河网，也没有武汉的山地。

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是收割机，而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就是待割的麦子。

刘峙虽然被称为“福将”，但他不是傻子。

他知道这仗没法打，但南京的命令压下来了：必须阻挡日军南下，掩护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在徐州展开。

没办法，刘峙硬着头皮布下了三道防线。

他以为这三道大闸能拦住洪水，却没想到，溃堤只用了一天。

9月14日，会战打响。

仅仅24小时，第一道防线就崩了。

驻守一线的万福麟第53军，早已不是当年的东北军精锐，军长万福麟老朽昏聩。

面对日军的猛攻，53军擅自后撤。

这一撤，把侧翼的大窟窿直接卖给了日本人。

日军迅速渡过永定河，兵锋直指第二道防线。

9月18日，涿县沦陷。

消息传到指挥部，刘峙慌了。

他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关麟征的第52军。

但这支部队也有隐患——它是刚捏合起来的。

关麟征心气高，当初点名想要王耀武的第51师，结果王耀武找门路去了淞沪，蒋介石便把郑洞国的第2师塞了过来。

郑洞国资历老、为人厚道，但在关麟征眼里，这种“平级下调”的将领最难指挥。

这种将帅之间的微妙隔阂，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此时，日军第14师团的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已经盯上了关麟征的防线。

这个老牌特务头子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破绽：在徐水以东，有一大片茂密的青纱帐（高粱地）。

而在此布防的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竟然没有清扫射界。

9月19日，日军在正面发起佯攻，炮火震天。

就在守军注意力全被吸引时，土肥原贤二的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第52军的眼皮子底下。

突然间，高粱地里杀声四起，刺刀见红。

毫无防备的守军瞬间崩溃，防线被拦腰截断。

这一仗，关麟征要负主要责任。

作为一线指挥官，在平原防御中忽视视野清理，这是战术上的重大失误。

徐水一丢，保定成了孤城。

日军特务早已潜伏在城内，为飞机指引轰炸目标。

关麟征被迫将指挥所撤出城外，却把郑洞国的第2师留在了城墙上。

9月23日，局势彻底崩坏。

日军三把尖刀，要把保定城凌迟。

就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来了：“死守保定，无令不退。”

看着这八个字，刘峙面色惨白。

他转头看向关麟征，眼神里全是求生欲。

关麟征读懂了上司的眼神，咬了咬牙，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官场厚黑学”的话：“长官，您先走一步，我留在这里再打一下，日后在校长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刘峙等的就是这句话，二话不说带着随从仓皇南逃。

刘峙一走，关麟征的“交代”也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

9月24日拂晓，日军冲入保定城。

此时的关麟征，做出了一个极不厚道的决定：撤退。

撤退本无可厚非，但他带着军部跑路时，竟然没有通知正在城内苦战的郑洞国。

这不仅仅是失误，更像是把第2师当成了断后的弃子。

城内的郑洞国还在死撑，直到派去的联络参谋回报说“军部空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被卖了。

参谋长舒适存急红了眼：“师长，再不走，咱们两万弟兄都要交代在这了！”

郑洞国悲愤交加。

他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但他更不想让弟兄们白白送死。

在最后关头，他和赶来增援的第47师师长裴昌会（同样被蒙在鼓里）凑在一起，凭借求生本能，硬是从日军的缝隙中杀出一条血路。

当郑洞国满身硝烟地撤到唐河时，原定接应的关麟征早已不知去向。

涿保会战，就这样在混乱与背叛中落幕。

客观地说，这场仗注定要输。

兵力悬殊、装备落后、平原地形不利，神仙来了也难守。

但刘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败得如此难看。

作为统帅，他本应组织逐次抵抗，利用空间换取时间。

但他选择了最下策——转身就跑。

这一跑，不仅丢了城池，更丢了军魂。

十几万大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从有序撤退变成了全线溃败。

战后，有人写诗讥讽刘峙：“枪停三十里，枪响百里三。”

从此，刘峙“福将”的帽子被摘掉，换上了一顶响当当的“长腿将军”。

而死里逃生的郑洞国，虽然嘴上没多说，但心里这根刺扎得太深。

台儿庄战役后，他坚决请求调离第52军，这便是后话了。

历史有时候很残酷。

它会记住英勇的牺牲，也会记住耻辱的溃逃。

涿保会战之所以被刻意遗忘，或许不仅是因为败了，而是因为在那片高粱地和城墙下，埋葬的不仅是士兵的躯体，还有某些高级将领的脊梁。

那一天的保定，没有英雄，只有幸存者。

信息来源：

《陆军第五十二军军史》，国民党陆军总部编写组，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