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唠天津市和平区，河北区，河东区，红桥区下辖地名的由来

#天津#​#天津市#​​​

咱今天唠唠天津城里那些老地名。您可别小看这些名字，什么“大王庄”、“堤头”、“王串场”，它们可不是随便叫叫的。

咱先从根儿上说。您知道天津有句话叫“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吗？这话可一点不假。“大直沽”这地方，那可是天津城的“老根儿”。这名儿听着就带着股子老劲儿。它打哪儿来？那是金朝贞祐二年，也就是1214年，朝廷在这儿设了个军事寨子，叫“直沽寨”。

为啥叫“直沽”？我琢磨着，跟这地方的水路有关。海河在这儿奔流，当时就是个重要的水路码头。等到元朝那会儿，从南方运粮的漕船，浩浩荡荡地北上，运到京城（就是现在北京）的粮食，很多都得先到这儿卸船，再转河运。您想想，那得是多热闹的景象！满河的船，扛活的汉子，喧嚣的码头，仓库里堆成山的粮袋。一个“直沽”，背后是整个北方王朝的“饭碗”问题。

它不像后来“天津卫”这个名字带着明显的军事守卫色彩，“直沽”更早，也更朴实，就是一个因水、因运输而兴起的聚落。这个名字告诉咱，天津这地方打根儿上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它是打开的，是连着四方的水路枢纽。老百姓靠水吃饭，靠码头谋生，这种开放、通达、务实的精神，从那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所以一提大直沽，您就不该只想到一个地名，得想到那连片的漕船、喧闹的码头和空气中混杂的河水与粮食的味道。这是天津作为商业码头城市的起点。

说完了“根儿”，咱往海河以东瞅瞅，就是河东区。这边儿老庄子多，好多都是以姓氏打头，实在得很。比如“大王庄”，这名儿起得直白——姓王的人家在这儿立的庄子。道光十二年（1832年）前后，这村子就有了。当初村子就在现在六纬路和六经路交口那块儿。

您想想，一户或者几户王姓人家，挑中这块地方，垦地盖房，生儿育女，渐渐聚拢了乡亲，形成了一个小聚居点。叫什么名？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谁最先来的或者谁家人丁最旺，就叫谁家。“大王庄”就这么来的。

它不像文人起名还得引经据典，老百姓起名图个实在、好记、好认。这种命名方式，透着一股子乡土社会的质朴和宗族亲亲的观念。一个庄子，往往就是一个或几个大家族共同努力、开枝散叶的见证。这名字里，有拓荒的艰辛，也有安家立业后的安稳。

河东区还有个“沈庄子”，故事也挺有画面感。它早先不叫庄子，叫“沈家台”。为啥叫“台”？因为那儿地势高。天津这地方，靠近海河，不少地方是洼地、淀子。发大水是常事儿。咱老百姓智慧啊，想安家，第一步就是“择高而居”。

沈姓人家来到这儿，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高台地。把家安在高处，心里才踏实，睡觉才不怕半夜水漫进来。所以“沈家台”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生存教科书，记录着先民与自然环境博弈的智慧。后来住的人多了，形成了更大的村落，“沈家台”就变成了“沈庄子”。从“台”到“庄”，一个字的变化，反映的是人口繁衍、聚落扩大的过程。

您走在现在沈庄子那片儿，虽然早已是高楼马路，但想想当年那块救命的高台，是不是对脚下的土地多了份不一样的感触？

同样在河东的“郭庄子”，来历也差不多，是明代从山西来的移民建的。山西人来天津，这本身就又是一段“闯荡”的历史。他们看中了这块地，定居下来，因为姓郭的人家多，就叫了郭家庄，后来顺口叫成郭庄子。

这些以姓命名的庄子，就像一块块活着的碑，上面刻着的不是文字，而是张、王、李、赵这些普通的姓氏。它们默默诉说着天津早期移民汇聚的历史。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这些庄名就是最早的“户口簿”，记录着谁来了，在哪儿扎下了根。这里头有一种草根的、顽强的生命力，不管从哪儿来，找到一块地，就能凭着双手活下来，并且让家族的名字成为这片土地的名字。

这是一种多么朴素而强大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啊！

咱再把目光转到海河北边的河北区。这边有两个地名特别有意思，一个跟水“斗”，一个跟人“亲”。

先说“斗”的——堤头。这名字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工程味儿和边界感。“堤头”，就是堤坝的尽头。这地方在杨桥大街以西，一直顶到北运河边。早年间，这儿是北运河东岸大堤的终点。

明朝永乐年间，大批移民来到这儿，就在这堤坝尽头的荒地上安了家，村子就叫“堤头村”。您琢磨琢磨，把家安在“堤头”，这说明啥？第一，说明咱老百姓安家，紧靠着重要的水利工程。这堤坝是生命线，防洪保平安的。第二，“头”既是终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起点。堤坝到这儿为止，堤坝之外或许就是更荒野的滩涂。人们在这里聚集，既受堤坝保护，也可能面向着尚未开垦的土地。这个名字充满了地理的标识性和生活的边缘感。

它不像“某某庄”那么温馨，而是冷静地指出了这个地方最核心的特征：它是人工力量（堤坝）与自然力量（河水）对抗与交界的前沿。生活在这里的人，对水有着最直接的认识，对防洪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他们的性格里，或许也带着这种交界地带的坚韧和警惕。这是一种依托工程、与自然共处（有时是抗争）的生存智慧。

再说那个“亲”的——王串场。这地名现在指的是真理道以北到金钟河大街那一大片。早先这地方洼，叫“东开”。乾隆年间，人慢慢多起来，成了村。关键人物来了：一个叫“王串子”的人。他在那儿修了个打谷场。

可别小看这个打谷场，在农耕时代，这是村里的重要公共设施。一家一户可能没有大场院，收了粮食总得有个地方晾晒、脱粒。王串子修了这个场，估计自己用，也方便乡亲们用。久而久之，大家一说去哪儿打粮、晒粮，就说“去王串子那个场”。

叫着叫着，“王串场”就成了地名。您看，这名字的由来，多有人情味儿！它不是以一家一姓的居住地命名，而是以一个公共服务者、一个方便了大家的设施来命名。这个“王串子”可能不是什么富户豪绅，就是一个普通的、有点热心肠的农民。但他的这个举动，让他和这个地名一起被大家记住了。这里头体现的，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互助的邻里精神。地名成了对一种公共贡献的朴素表彰。

它让冷冰冰的地名，有了温度，有了“人”的故事。这种源于民间互助和认可的命名，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体现乡土社会里那种朴素的情义。

最后，咱去红桥区看看。红桥区是漕运要地，很多地名跟河、跟码头生计分不开。

比如“西于庄”。这地方在红桥区中间偏东，形成得晚点儿，大概在1900年前后。最早不叫“西于庄”，叫“西鱼庄”。一字之差，道破了这里最初的主业——打鱼。天津卫有九河下梢，靠水吃水是天经地义。“西鱼庄”，顾名思义，是西边一个以打渔为生的庄子。庄子里的人，摇着船，在子牙河、北运河里撒网捕鱼，养活一家老小。

后来叫着叫着，谐音成了“西于庄”。虽然字变了，但它的“渔村”底色改不了。这个名字，记录的是天津另一种重要的、甚至更古老的生活方式：渔民生活。

它不像漕运码头那么喧嚣，更多的是在波光粼粼中，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这里透着一种靠手艺和勤快，直接向河流索取生活的直率和安宁。

还有“赵家场”，在红桥区西北角。它的来历和河东那些“庄子”类似，但细节更具体：清朝初年，赵姓人家在这儿修了个“打谷场”。和“王串场”类似，这个打谷场估计也服务了一片乡亲。因为场院有名，人们就把这一片地方叫“赵家场大院”，后来简化成“赵家场”。这又是一个以公共生产设施命名的地方。

它再次印证了，在老百姓心里，什么最重要？生产生活最重要。那些对大家的生产生活有实际贡献的地点、设施，最容易成为地名的来源。这名字里，充满了浓郁的、接地气的烟火气。

哦，对了，还得提一句咱这四个区的名字本身，也挺有时代特点。和平、河东、河北、红桥，这都是1956年左右定下来的区名。“和平”取自和平路，寄托着老百姓对安宁日子的最深切渴望；“河东”、“河北”纯粹是依海河方位而定，简单明白；“红桥”则源于地标“大红桥”。

这些区名和那些老地名一比，风格截然不同。老地名是自下而上、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带着土腥味和人味儿；区名是自上而下、规划确定的，带有行政管理的色彩和新时代的寄望。两者放在一起，正好是天津从传统乡土聚落到现代城市演变的缩影。

聊了这么多老地名，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些名字虽然土，虽然简单，但个个都“言之有物”。它们要么指向一个家族（王、沈、郭、赵），要么指向一个地理特征（堤头、台），要么指向一种生产活动（鱼、场），要么指向一个具体的人物和事迹（王串子）。没有一个是虚头巴脑、故弄玄虚的。

这其实反映了咱天津老百姓一种骨子里的精神：务实。起名儿就是为了好用、好记、能指清楚地方，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这也是一种乐观和坚韧。

不管是从山西闯来的移民，还是在河边堤头落脚的先民，他们面对陌生甚至艰苦的环境，第一件事就是扎下根来，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姓氏、职业）给这块地打上烙印，宣告“我在这儿活下来了，这儿是我的家”。

这更是一种朴素的情义和公共精神。像“王串场”、“赵家场”这样因为方便了大家而被记住的地名，体现的是邻里守望、互助互利的老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