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美媒造谣诋毁中国，如今连外国人也不接纳她，袁莉如今后悔不

同样是一篇文章，不仅在中国网络上被骂得体无完肤，就连在海外社交平台却也被骂上了天，这种局面并不常见，而袁莉正是把自己写进这种尴尬境地的人。

她曾是新华社记者，拿过公派留学名额，在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体系里受过完整训练，后来进入《纽约时报》成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议题的重要作者之一。

然而，就在全球被疫情影响的时候，没人猜到袁莉竟会替美帝国主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祖国，她甚至还以“妖魔化”的手段持续抹黑祖国。

那么袁莉手中的这支“笔”，从“祖国传声筒”到“对华冲锋枪”之间的转变，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新华社精英”到“美媒专栏作者”

袁莉出生在中国宁夏银川一个普通家庭，成绩优秀的她甚至还在后来进入到了新华社工作。

2002年，她获得国家公派留学机会赴美国深造，这对于当时很多有新闻梦的年轻人来说，是天赐良机。

她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新闻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随后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体系，从《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记者，到后来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这个履历看似光鲜，但也充满着深刻的职业和价值选择，从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到外媒体系，这一身份的转化本身并不罕见。

但是其中的关键不在于身份，而在于报道的立场和解读方式。

作为一名在西方主流媒体撰写中国议题的记者，袁莉发布过许多有关中国重大话题的专栏文章，其中最让中国网民愤怒的便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文中，她将中国的防疫措施动态清零政策称为“变相追求零感染”，并用一个哲学术语“平庸之恶”来描述普通民众对防疫政策的支持。

但这个术语本身来自20世纪的历史哲学语境，原义是指人们在极权体制下被动顺从、无意识中助长恶行。

用它来形容普通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配合和牺牲，在多数中文语境中看是极不恰当的，国内舆论认为这等于把日常防疫行为与极端历史罪恶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多次将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简单化解释为“零感染”，这种表达方式也被不少国内评论认为具有误导性和片面性。

这场论战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围绕价值判断与叙事框架的深层次冲突：何为客观新闻？何为价值导向？新闻从业者该如何在敏感国际议题中保持专业与良知？

她的报道为何引火烧身？

袁莉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篇文章的问题，她之前就曾在多份报道中对中国提出过批评或怀疑性观点，这在西方媒体环境中并不罕见。

在疫情之外，她曾就中国社会的其他敏感话题发表过立场性较强的评论文章，这些内容在国内舆论场上常被批评为“过度负面解读”。

对比来看，在西方读者眼中，这样的话题往往更容易引发讨论，因为他们更习惯于价值对抗式的叙事，这种差异正是许多争议的根源。

简单地说，在西方媒体逻辑中，批评能带来关注和流量；但在中国语境中，这往往被解读为“毫无同理心”，这种基本语境差异使得同一篇文章在不同文化圈反响截然不同。

随着争议的扩大，袁莉的一些报道在中文社交平台被广泛传播，评论区几乎充斥着批评的声音，有人直言“她失去判断力”、“不懂中国现实”。

甚至有评论称，她的立场甚至被视为“替外国叙事服务”，这种尖锐的标签迅速在网络扩散，几十万网友瞬间就对她的报道发表评论，甚至将其贴上了各类极端标签。

同时，在一些国际社交网络平台上，不少西方用户也开始对她的表达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她过度解读、误用哲学术语来支持论点，并质疑其客观性。

换句话说，由于所写内容的强烈对立性，不仅在中文语境中遭遇猛烈反弹，在部分国际语境中也引发嘲讽与批评，这种“双向批评”的现象在舆论史上并不多见。

那么经过这些年争议不断，她是否后悔过？

直到目前为止，袁莉并未公开发表过表示后悔的言论，她近几年还在通过专栏继续探讨中国与国际议题。

她在2022年开办了访谈类播客节目，就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话题展开讨论，这表明她并未完全脱离新闻评论领域。

在很多国际媒体从业者看来，这种坚持是一种职业选择和立场表达方式。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意味着她对争议并未进行明显反思，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后悔或不后悔”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身份与立场的根源性问题。

袁莉的职业路径和言论争议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折射国际舆论场与国家认同之间深层次矛盾的标本。

在信息时代，新闻职业者往往身处舆论之战的中心，一支笔的力量有可能成就认知认同，也可能引发误解与冲突。

她是否后悔？

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但这场关注焦点其实远远超出了她个人，而对于这种数典忘祖的存在，不止是祖国接纳不了她，就连国外也不会再有她的发光之地，毕竟美国又怎会继续“豢养”这样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