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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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南麓的王上古城,山顶有座百年谯楼。楼高三丈,木梯陡直,站在楼顶能望见三十里外的颍水弯道。以前匪患猖獗时,守楼人每天登高瞭望,见有马队来就敲响楼顶的铜钟,村民们听见钟声便赶紧收粮闭户。少年管仲跟着守楼人送水时,总爱趴在楼沿往下看:“李伯,站这么高,真能看清远处的动静?”李伯用手搭着凉棚,指着西北方:“你看那片尘土,是商队来了;要是尘土带红,就是马匪的红缨帽——眼睛看得远,耳朵听得清,才能少遭殃。”后来管仲在《管子·九守》里写下“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鸣”,或许就源于这座谯楼——治理者得有看得远的“长目”、听得广的“飞耳”,才能像守楼人护村一样,提前察觉隐患,护住国家安宁。
《管子·九守》中“长目、飞耳、树鸣”的智慧,藏着管仲对“信息”的深刻理解:“长目”是看得远——像王上谯楼那样,突破空间限制,看清千里之外的动静;“飞耳”是听得广——像嵩山的回声那样,穿透距离阻碍,捕捉隐微之处的声音;“树鸣”是让消息传得开——像谯楼的铜钟那样,建立高效的信息网,让重要消息能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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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者结合,便是“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的境界:不仅能获取远方的信息,还能洞察细微的变化,从而提前应对。就像守楼人既要看清马匪的动向,也要听出铜钟的异常,才能准确预警。
在管仲看来,“长目飞耳”是治国者的基本功。这种认知,源于他在王上古城的生活观察:集市的价格波动藏着民生疾苦,邻里的闲谈里有政策反馈,信息的流动从不会说谎,关键在于能否“看见”和“听见”。后来他治理齐国,建立庞大的信息网络,正是在践行这种“耳聪目明”的治理之道。
王上的“闭户之祸”:少年管仲的“察微课”
王上古城曾换过一个守楼人,姓刘,是里正赵老三的远房亲戚,不懂瞭望,却爱偷懒。他嫌登楼费劲,整天在楼下的窝棚里喝酒,铜钟上都结了蛛网。有年秋天,西北方的马匪提前换了装束,不戴红缨帽,改穿商贩的青布衫,悄悄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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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头天就有路过的货郎提醒:“西边村里遭抢了,你们也当心点。”可刘守楼喝得醉醺醺,挥挥手说“知道了”,转头就忘了。第二天清晨,马匪冲进村子时,没人敲响铜钟,百姓们还在田里收谷子,不少人家的粮食被抢,连李伯家的耕牛都被牵走了。
事后赵老三追责,刘守楼还狡辩:“他们穿得跟商贩一样,谁看得出来?”李伯气得发抖:“货郎早就说了西边遭抢,你要是上谯楼看看,能看不见那伙人的马蹄印比商贩多?耳朵不竖起来,眼睛不睁大点,守楼还有啥用?”
少年管仲帮着清点损失时,见李伯摸着被抢走的牛绳叹气:“早知道……”管仲问:“货郎的话,为啥没人当真?”李伯说:“刘守楼是里正的亲戚,谁敢催他上工?这就叫‘耳朵塞了棉,眼睛蒙了布’,不出事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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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没过多久,村里又因“信息不灵”吃了亏。县府下了通知,说要调粮赈灾,让各里正统计缺粮户数。赵老三懒得挨家问,凭着印象报了个数,结果真正缺粮的人家没领到救济,不缺粮的却多领了,闹得怨声载道。孔先生叹道:“当政者若没有‘长目飞耳’,百姓就会像没头的苍蝇,不知道哪是生路,哪是死路。”
这些事像刻在管仲心里的警钟,让他后来在齐国设立“闾师”(负责收集民间信息的官吏)时,特别强调“凡言必录,凡报必查”——哪怕是孩童说的“今年虫子多”,也要派人去田里看看,绝不让“货郎的提醒”被当成耳旁风。
齐国的“耳目之策”:管仲的洞察之道
成为齐相后,管仲把王上的“闭户之祸”化作治国的镜鉴。他见齐桓公住在深宫,听的都是近臣的“顺耳话”,便奏请:“君上要想知道天下事,得有‘长目飞耳’——既要看得到千里之外的烽火,也要听得见巷陌里的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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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即建立三大“信息网络”:设“游士”——派聪明能干的人伪装成商人、学者,游走各国,探听军情、民情,回来写成“密报”,这是“长目”;立“啧室”——在都城和各乡设“议论室”,让百姓尽情谈论政令好坏,派专人记录整理,这是“飞耳”;建“烽燧”——在边境设烽火台,一有战事就点火,消息三天能传到临淄,这是“树鸣”。
有次游士回报:“鲁国在曲阜附近练兵,粮草往边境运了不少。”齐桓公不以为然:“鲁弱齐强,他不敢动。”管仲却翻开啧室的记录,见有鲁地商人说“鲁侯最近总提‘复仇’”,便劝桓公:“鲁国动作虽小,但苗头不对,得提前准备。”果然没过半年,鲁国联合卫国来犯,因齐国早有防备,轻松击退了敌军。
管仲的“洞察之道”,不止于“收集信息”,更在于“从细微处见真章”。他看啧室记录时,不光看百姓骂什么,更看“骂的人多不多”“集中在哪些事”——若有十个百姓说“赋税重”,他就会查是不是某个县多收了;若各地都有人说“盐价高”,他就知道是盐业政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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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其智慧的,是“从笑声里听危机”。有年临淄的酒楼里,流行起嘲讽官吏的小调,唱的是“官老爷,喝醉酒,百姓苦,他不管”。近臣觉得“不过是些小调,不用在意”,管仲却严肃起来:“百姓编歌嘲讽,说明怨气积得深了。”他当即下令严查,果然查出几个地方官酗酒误事,便罢免了他们,还让官吏们都去学唱那首小调,“记住百姓的骂声,才能干好官”。
当齐桓公看着边境烽火台的地图、啧室的记录、游士的密报,感叹“有了这些,就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时,管仲却指着窗外的谯楼(他在临淄也建了座类似王上的谯楼):“耳目再灵,若不用心看、用心听,也跟摆设一样。关键是要把听到看到的,变成治国的法子。”
嵩山不语:洞察的真谛是“用心”
晚年的管仲回到王上,见新守楼人是李伯的孙子,每天天不亮就登楼瞭望,还在楼下挂了块木板,谁有消息都能写上——西边有雨、东边粮贵、南边来了好种子,写得密密麻麻。铜钟擦得锃亮,随时能敲响。
他登上谯楼,看小李守楼用手指着远方:“先生您看,那是去临淄的商队,比昨天多了三辆马车,说明咱这的货好卖了。”管仲笑着问:“你咋知道不是别的队伍?”小李守楼说:“听马蹄声,商队的马步伐稳,不像赶路的官差那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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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忽然明白,“长目飞耳”的终极不是“看得远、听得广”,而是“用心察”——就像小李守楼能从马蹄声辨队伍,真正的洞察,是能从寻常事物中看出不寻常,从片言只语里听出真意思。
他在《管子·心术上》中写下“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眼睛贵在明亮,耳朵贵在灵敏,心灵贵在智慧。这理念从王上的谯楼到齐国的信息网,始终未变——因为他深知,国家的安危,不在信息多寡,而在能否从信息中看透本质,就像守楼人能否从尘土里辨出是友是敌。
感悟与启示:信息,是“未雨绸缪”的伞:王上的马匪之祸,源于对货郎提醒的忽视;齐国的有备无患,源于对游士密报的重视。这告诉我们:生活中不缺信息,缺的是“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的自觉——同事的抱怨可能藏着工作漏洞,市场的传言可能预示趋势变化,别等“马匪进村”才后悔没早做准备。
洞察,要“穿透表象”看本质:鲁军换了装束,管仲仍能看出敌意;百姓编了小调,管仲能听出怨气。这说明:信息就像嵩山的雾,看似模糊,用心就能穿透——别被“青布衫”迷惑,要看到背后的“刀”;别只听“笑声”,要察觉可能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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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长目飞耳”的架:管仲建游士、啧室、烽燧,不是靠一人之力,而是靠制度让信息流动。这启示我们:个人的“耳聪目明”有限,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更重要——团队里多开“吐槽会”,才能发现问题;公司里设“建议箱”,才能听到真话。
如今王上古城的谯楼早已不在,守楼人的铜钟偶尔还人们心中敲响。老人会对登楼的年轻人说:“管仲爷和李守楼告诉我们,眼得往前看,耳得往远听,心才能往实里落。不然,跟头栽起来,摔得会很惨。”这就是“长目飞耳”留给我们的最朴素的启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突然”,所有意外都藏在被忽视的细节里。把眼睛擦亮,把耳朵竖起来,不是为了窥探什么,而是为了在风雨来之前,早一步撑起伞,护好自己,也护好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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