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规则=没有规则

2026一开年，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就开启了“狂飙”模式，密集实施一系列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1月8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更是直言，“作为美国总统，我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限制我的是我自己的道德标准”。

这番话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我即规则。而在一个不存在圣人的世界里，“我即规则”就等于“没有规则”。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专访。

挑战底线，频频越界。

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在所谓“自己的道德标准”指引下，在全球多个领域同时发难，打出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乱拳”“怪拳”“重拳”。

频繁发起军事打击。

自去年12月19日起，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和叙利亚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美军以“反恐”为名，对叙利亚中部地区发动了多轮“鹰眼打击行动”。

遭遇美军轰炸的叙利亚城市。

随后，特朗普以“政府迫害基督徒”为由，下令空袭尼日利亚西北部所谓的“伊斯兰国”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今年1月3日，美军又发起“绝对决心”行动，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并强行将马杜罗总统夫妇从住所带走、押往美国。

公开数据显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已对全球七个国家发动军事打击，实施海外空袭行动至少626次，密集程度再创新高。（另见本号文章突袭：特朗普二任海外用兵的主要模式）

从亚洲、非洲到拉丁美洲，特朗普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本质上就是肆意妄为、想打就打的侵略行径。

随心所欲干涉内政。

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完全无视这一准则，频繁干涉他国内部事务。

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一个月内连续推出两笔对台军售，企图加速“武装台湾”“榨干台湾”。

其中，12月17日宣布的军售计划总额更是高达111.054亿美元，创下了1979年美出台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单笔对台军售的最高金额。

近期，伊朗爆发近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内乱，国内形势十分严峻。

特朗普趁机对伊发难，试图运用经济战、心理战、军事战、反恐战等多种手段，颠覆伊朗政权，进而重塑中东地缘格局。

肆无忌惮争夺航道。

特朗普将关键航道与航行自由视为维系全球霸权的命脉，为此不惜突破国际规则，试图用单边行动巩固并扩张美国的“海上霸权”。

1月7日以来，美国以涉嫌违反制裁法令为由，在公海海域武力追击、拦截扣押了十余艘悬挂第三国国旗的大型商业油轮。

美国将国内法效力强行延伸至公海，并以军事力量强制执行单边制裁措施，粗暴践踏了国际法公认的“航行自由”原则。

被美国强行扣押的“贝拉1”号油轮。

与此同时，特朗普多次公开宣称，美国将通过出资购买、签署协定、军事抢夺等途径“拥有”整个格陵兰岛，进而全面掌控北极地区的关键航道。

退群毁约近乎疯狂。

二战后，人类社会构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重返白宫以来，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愈发将多边主义视为推行全球战略的障碍，开始疯狂地退群毁约。

1月7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协定，涉及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多边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规模堪称史无前例。

从“零散退群”到“系统拆台”，特朗普掀起的新一轮“退群潮”不仅公然违背国际法与国际承诺，更从根本上侵蚀了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根基。

霸权思维，强权逻辑。

特朗普一系列野蛮霸道的行径，既是“美国优先”异化为“美国唯一”霸权逻辑的集中体现，也是国际关系从“规则至上”向“实力至上”退化的现实写照。

“大国主导”的秩序观念。

与冷战后美国通过构建和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维系全球霸权不同，特朗普认为，现行国际规则正日益成为束缚美国的“紧身衣”。

在他看来，真正能够参与全球博弈、划分世界格局的，应该是具备绝对实力的少数大国，国际秩序应取决于主要大国通过实力博弈达成的“交易性共识”或“权力契约”。

因此，特朗普主张美国彻底回归纯粹的实力政治逻辑，凭借在军事、金融与科技领域的压倒性优势，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

“干预主义”的行为模式。

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奉行“利益至上”，笃信“强权逻辑”，惯用“交易策略”，习惯并享受将商业逻辑、商战经验应用于国家治理。

作为极致的现实主义者，特朗普大肆推行“新型干预主义”，不再注重美式价值观的全球输出，而是追求以最小的战略成本、更具压迫力的行动策略，攫取最大的现实利益。

这种全新的对外干预模式，本质上是将国际关系彻底“交易化”，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各国的核心关切，置于美国的单边议价框架之下。

“我即规则”的道德异化。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特朗普抛出了“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一全新理念，再次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相对主义”推向新的高峰。

照此逻辑，强权国家领导人可以完全依据个人判断来定义是非对错，而无需受制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道德与法律准则。

这种将一国私利、一人之见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的霸凌逻辑，不仅与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多边原则根本对立，更严重侵蚀了各国互信合作的道德基础。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权力的极致运用，往往是权力开始衰落的标志。”

特朗普“我即规则”的狂妄言论，或许正是美国霸权盛极而衰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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