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贬谪后写下绝世诗篇，开篇名句令人赞叹不已！

公元1036年的春天，汴京城里的风向忽然变了。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正坐在公堂上细细查问一桩拖了很久的案件，案卷摊满一桌，门外却早已站满前来劝阻的官员。

这起案件表面上只是盗诈，往深里一查，却牵扯到不少地方官。范仲淹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发现线索竟然一直指向朝廷中枢。阻拦他的声音越来越多，来的人说得客气，意思却很直接：别再查了，得罪不起。

有意思的是，这时被后人称为“包青天”的包拯，还在老家孝养父母，要到二十年后的1056年才会“权知开封府”。开封城里那种“不畏权贵、铁面查案”的角色，此刻只有范仲淹一个人扛着。

调查继续推进，牵涉的官员越来越多。范仲淹经过一番缜密梳理，把各级官员升迁、勾连的路线画成一幅图，这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百官图》，画的不是肖像，而是权力运转的轨迹。

在这幅图上，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线索汇聚到一个名字上——宰相吕夷简。图中涉及的官员据说有一百多人，从地方到京城，都被串联在这张权力关系网里，朝堂上没人不知道这件事。

范仲淹本以为凭着这幅《百官图》，能让宋仁宗看清局势，借机剪除权相。吕夷简却一点也不慌，反手便给范仲淹扣了三顶大帽子：“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每一条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宋仁宗面对这场争斗，一度犹豫不决。站在他面前的，一边是多年倚重的宰相，一边是以清正闻名的范仲淹。就在这时，另一个名字被卷入风波之中——三十岁出头的欧阳修。

那几年，欧阳修的文章已经在京城小有名气，《醉翁亭记》里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擅长比兴、又敢直言的新进士。照理说，这样的年轻文士，避开权力斗争，安安稳稳做官并不难。

局势却偏偏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范仲淹被指为“朋党之首”后，朝中与他交好的人纷纷上书，为其辩冤。很多人都明白，这场争的是纲纪公道，被打压的却是直言之风。真正的关键人物，还在背后。

照理说，专门负责进谏的谏官，应当在这种时刻挺身而出。可右司谏高若讷却选择向权相靠拢，不断弹劾为范仲淹说话的官员，处处唱反调。这种“颠倒黑白”的姿态，让人又怒又寒心。

欧阳修本来打算少说几句，免得惹祸上身。高若讷的表现实在太过分，他终于提笔写下《与高司谏书》，点名批评高若讷不守谏官本分，只顾迎合权贵，连“丢人现眼”四个字都用上了，言辞辛辣。

不久之后，蔡襄也下场写了《四贤一不肖》，所谓“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便是高若讷。朝堂之争，很快从案情，变成了围绕“谁是贤臣、谁是佞臣”的公开论战。

宋仁宗和吕夷简并未被这场笔战打动。朝廷很快做出决定：参与争论者几乎一律外放。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则远谪西南，出任夷陵县令。这一年仍是公元1036年，一场风波暂时落幕。

夷陵偏在长江边的山城，山多水急，远离京师。对许多官员来说，这样的地方等同“天涯”。不过消息传得很快，欧阳修那篇《与高司谏书》被抄录流传，有人甚至把它贴在书肆墙上供人观看。

据记载，当时汴京街市上常有人指着那篇文章议论：“说真话的，都要被赶出京城啊。”在普通百姓眼里，谁是好官，谁在徇私，其实看得并不迷糊。欧阳修的名声反而因为这次贬谪，传到了更多人口中。

一、山城春信：一封诗信引出的名篇

时间到了贬谪后的第二年春天，大约在公元1037年。夷陵山城春寒料峭，江面雾气沉沉，花期一拖再拖。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欧阳修收到好友元珍从别处寄来的一封信。

信中附有一首《花时久雨》，可惜这首诗后来失传，具体内容已不可考。能想象的只有情景：花期将至而雨水不断，春意被压抑着，和远谪之人的心境大概颇有呼应。

元珍的诗，带着关切，也带着惋惜。欧阳修读完信，心情复杂，一方面感到知己未忘，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处境却更加清楚。有一夜他放下信札，自言自语：“春风若有知，也该走到这山城来吧。”

就在这样的情绪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戏答元珍》。表面上说是“戏答”，语气好像轻松，内里却有不小的郁结和苦涩。这首诗后来被视为他贬谪时期的代表作，流传极广。

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开头两句，便成了千古名句。“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字面意思不难懂：二月本该百花开放，山城却迟迟不见春色，仿佛春风不愿远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天涯”二字。

对一个从京城骤然被贬的官员来说，离开权力中心，就像被抛到了天涯海角。春风在诗中，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气息，而隐约带着“君恩”的影子。不得不说，这种比喻相当巧妙，却又极为隐晦。

接下来的“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画面感极强。橘树被残雪压着，还顽强地挂在枝头，竹笋在寒气中蠢蠢欲动，一声雷响，似乎立刻就要破土。那种压抑之下的生机，被写得很有力量。

许多后来的读书人，都愿意把这两句看成诗人自况。一面是政局高压，一面是心中仍存的理想与勇气。被贬并没有彻底击垮他，只是在等待一个重新抽芽的机会。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则写出了贬所生活的实际状态。夜间听到大雁北归的叫声，很自然就生出思乡之情，身体上的病痛又拖入新年，对世间万物的感受也更为敏感。

试想一下，一个远离故乡、离开京城的中年官员，在山城夜雨中听雁声，难免会想到家乡、想到旧日同僚。字里行间那种沉郁的味道，比直接诉苦来得更长久。

最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两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洛阳在这里，并非单指地名，而代表着繁华之地、权力中心。所谓“花下客”，是曾经在盛世繁花之中被礼遇宠待的人。

“野芳”则不同，它不精致，不名贵，开在山野无人处。从前人多把这句理解为：曾在洛阳看尽名花，如今见到野花开晚，也不必叹息。联系当时情景来看，“野芳”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迟来的皇恩。

这便是欧阳修的巧处：表面上说“不会嗟叹”，实际上谁都明白，这样的“安慰”里，含着反语。他当然盼着有一天能够召回京师，只是不便明讲，只能在给友人的诗中，略略透露一点心迹。

二、“醉翁”背后：敢言之士的代价

欧阳修之所以会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与他的出身和性格都有关系。公元1007年，他生于绵州，幼年丧父，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早年的贫寒经历，让他格外看重清议与名节。

成年后，他进京应举，以文才脱颖而出。后来写下《醉翁亭记》，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被后人反复吟咏。可在很多同代人眼中，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敢于直言的谏官。

谏官这个官职，表面上不高，却专门负责规劝皇帝、弹劾百官。说好听是“耳目”，说难听就是“得罪人的差事”。在宋代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下，谏官往往是风波中心人物。

欧阳修上书抨击高若讷、“与高司谏书”一出，就等于把自己站到了权相对立的一边。吕夷简等旧贵族，对这种“后生放肆”极为反感，趁机把他打出京城，也在情理之中。

被贬夷陵后，欧阳修并没有因此破罐子破摔。他在各地外任一贯以政绩见称，对百姓也算宽厚。夷陵虽然偏远，却并非荒蛮之地，当地人很快发现，新来的县令勤政而不贪财，说话爽快。

有老百姓曾感叹：“这样的人，在京城倒容不下？”这种带着几分讽刺的议论，在民间口耳相传。百姓对官员的判断，往往简单直接：是谁为老百姓办事，谁就值得记住。

从个人命运来看，这次贬谪确实是沉重打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让欧阳修的名声、诗文传到了更广的空间。那首写在夷陵的《戏答元珍》，就是典型例子，有牢骚，却不放弃，既有幽默，又有骨气。

三、庆历新政：理想与碰壁

时间推到几年之后。公元1040年前后，政局出现变化。吕夷简的权势开始松动，朝中不少人意识到冤枉忠良、打击谏官的后果不小。宋仁宗也逐渐认识到，朝政积弊确实不容再拖。

于是，被贬在外的范仲淹、欧阳修陆续被召回京师。公元1041年，改元庆历。新纪元的开始，往往意味着新的施政愿望。宋仁宗希望借助这批敢言之士，整顿吏治，让疲软的朝廷重新振作。

过了两年准备与酝酿，到了1043年前后，庆历新政正式铺开。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富弼出任枢密副使，掌军政大权。欧阳修则担任太常丞，兼知谏院，再次站上风口浪尖。

这场新政，内容并不空泛。范仲淹等人提出“治官先治其选”，强调选人的标准要改变，不能只看门第和关系，要重视才能与品行。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善边防、整顿财用，一些措施触动了既得利益。

新法刚一推行，各种阻力便接踵而至。旧贵族集团对被削弱的恩荫制度极为不满，地方官对更严格的考课也心生反弹。反对者抓住任何机会攻击新政主持者，甚至把他们再一次扣上“朋党”帽子。

有意思的是，早年因为为范仲淹鸣不平而被贬的欧阳修，此刻又和范仲淹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立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出于对官僚体系弊端的长期观察。只是改革越深入，反弹越剧烈。

庆历新政只坚持了短短两年左右。到1045年前后，在连番弹劾和政争中，被迫终止。范仲淹再度外放，欧阳修也未能幸免。新政条文中，仅有一条不甚要紧的内容被保留，其余几乎付诸东流。

从1036年的“百官图”风波，到1043年的新政，再到新政失败，接连十年间，欧阳修几乎一直在政治漩涡中心。他的文名是在山水亭台间建立的，他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处理政务、迎接贬谪的路上。

等到公元1071年六月，六十五岁的欧阳修终于以“太子少师”的高位致仕，正式告别官场。第二年，也就是1072年，他病逝于颍州。此时距离《戏答元珍》写成，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回头看那首写在夷陵山城的七律，开篇“春风疑不到天涯”一语，早已被后人反复引用。它不仅仅是一句优美的诗，更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政治风浪中的处境：远，被疏远；疑，不确定；却仍在等待。

欧阳修一生留下的名篇众多，《醉翁亭记》《朋党论》《秋声赋》等各有风格，而《戏答元珍》这样写在贬谪时期的作品，特别能显出他的性情与担当。文辞温润，内里却有不肯屈服的硬度。

后来的读者，从这首诗、从这段贬谪经历里，看到的是庆历党人被排斥后的境遇，是一位北宋士大夫在夷陵春寒中保持清醒与骨气的方式。文采之外，这种气质同样构成了欧阳修在历史上的真正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