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轨被曝光后喝农药，丈夫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3年半，如此重判恐难服众

来看案例——

2022年7月2日17时许，被告人曹某庆看到妻子赵某手机内有与他人的不雅聊天记录，认为赵某有外遇，遂对赵某辱骂并殴打。 当日18时08分，曹某庆将赵某手机内的不雅聊天内容发送到亲属微信群，并要求赵某的母亲及妹妹出面解决此事。 赵某不堪忍受喝下农药“敌草快”。曹某庆明知赵某喝农药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当日20时20分许，赵某的亲属发现赵某已喝农药并立即将其送至当地医院救治，赵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伤害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

宣判后，被告人曹某庆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8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表示，在本案中，被告人曹某庆与被害人赵某系夫妻，曹某庆因情感纠纷先对妻子赵某实施暴打，并将赵某的隐私在多名亲友间肆意转发予以羞辱，致赵某不堪忍受喝下农药且出现中毒症状。无论是基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夫妻间的相互救助义务，还是基于曹某庆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义务，曹某庆均应积极给予赵某相应的救援帮助；

而且，曹某庆明知赵某喝下农药并伴有中毒呕吐症状，已处于危险境地，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却未履行，采取放任态度，置赵某生死于不顾，最终导致赵某抢救无效的死亡后果，充分反映出曹某庆主观上具有放任他人死亡的间接故意，曹某庆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定性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曹某庆归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及心理活动有如实供述，虽有多处意向减轻罪责的自辩，但在庭审最后阶段表示自愿认罪，有一定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

山西朔州这一纸判决，无疑投下了一颗舆论炸雷。丈夫发现妻子出轨，将聊天记录发到亲友群，妻子羞愤服毒，丈夫未施救致其死亡——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半。

判决一出，许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就成故意杀人了？”“她自己喝的药，为何他要坐十三年半的牢？”

之前我写过，仅判五年半。一边是主动将人置于死地，一边是“未救助”＋“发聊天记录”，刑期竟相差近三倍。这样的司法天平，是否已在舆论的情绪漩涡中悄然倾斜？

诚然，丈夫事后不救助，确应谴责，甚至可追刑责。但直接定性为“故意杀人”，且顶格重判，是否超出了行为本身的恶性？

法律中的“故意杀人”，核心在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此案中，妻子喝药是自主选择，丈夫的“未救助”虽冷漠，但与其说他是“杀人”，不如说他是“放任”。刑法中确有“不作为故意杀人”，但通常适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形，比如将溺水者推下水后不救。而此案中，农药是妻子自己喝下，丈夫并未物理强制或诱骗。

将“发聊天记录”与“未施救”拼接成“故意杀人”，更像是在用刑事重罪，去惩罚一场始于道德悲剧的家庭惨剧。

法律最忌“同案不同判”。女子冬天踢男友下河，致其溺亡，这是主动、直接的致命行为，结果仅判五年（过失致人死亡）。而本案中，丈夫既未强制妻子喝药，也未物理阻止其求救，仅因“未救助”和“发记录”，就被判十三年半（故意杀人）。

两案对比，前者行为恶性明显更高，刑罚却轻得多。这不得不让人质疑：是否因为前者是“女友杀男友”，后者是“丈夫对出轨妻子”，就在舆论与司法的潜意识里，被区别对待了？

如果法律因一方“出轨”就大幅加重另一方的责任，那法律维护的究竟是人生命权的平等，还是某种“道德纯洁性”？

出轨是道德的溃败，曝光是情感的失控，冷漠是人性的灰暗，自杀是绝望的终局。这起悲剧里，没有赢家。

但司法不应成为“以暴制暴”“以重刑谢众怒”的工具。正义不是用一场过度惩罚，去掩盖另一场错误。如果妻子之死值得悲悯，那么司法的理性与克制同样值得坚守。

此案若以“侮辱罪”或“遗弃罪”论处，或许更契合行为本质。如今“故意杀人”的帽子与十三年半的刑期，与其说是法律的胜利，不如说是舆论激情对司法理性的一次沉重灼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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