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卖淫场所放置偷拍设备制作9000多部视频贩卖获刑

9000多段色情视频，微型摄像头、手机，一端连着裸利，一端连着深渊。这一切的幕后，是一位普通男子和一位研究生学历、身为武汉某规划研究院职工的学者型“剪辑师”。权威裁判文书戳破了伪装，也砸碎了人们对“高知不沾脏水”的最后幻想。

2020年到2023年，欧某踩着猎利的欲望，将偷拍设备埋入多家卖淫场所，肆意“采集”隐私，剪接、包装成9000多部视频，批量出货。叶某没有止步于旁观，反而“下场”帮助剪辑，其中3000多部“加工品”出自他手。两人“专业分工”，靠这些非法视频，先后获利5万多元。

法庭查明，两人以每100部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价码，把这些淫秽物品分销俨然形成灰色生意链。全国各地因互联网技术带来的隐私和道德难题，这次被呈现在最直白的犯罪账本中。

法院最终判决，欧某获刑十年半，叶某被判八年半。判决理由没有留下太多模糊空间——证据里摆着他们的供述，微信支付记录、微信聊天、网银交易明细，甚至对账单，一条一条都印证了偷拍、剪辑、贩卖的全链条。辩护一方声称“只是初犯”“证据不足”“收益要扣成本”，可面对权威司法解释，这些理由全被打回。制作、贩卖淫秽物品，“黑产”的每一分收益都是非法所得，不吸毒，却足以“毁人三观”。

判决材料还披露，虽然叶某有自首情节，积极认罪、退赃，最终也只能争取到“酌情从轻”，却难以扭转罪责。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与过去那些散发黄色光盘、街头小广告的案子不同，当下移动互联网、微信支付绑定的传播路径，让证据链铁证如山，更无可狡辩的余地。

这给人泼了冷水。曾几何时，“技术无罪”的幌子被挂得高高的，“短视频”、“智能硬件”一度是风口，不断催生出新型职业岗位。但这几年，从AI换脸到私密信息被恶意传播，从名校高才生到企事业单位白领，被卷进同类案件里的“高学历”面孔逐渐增多。方寸屏幕里的隐匿罪恶，正在冲刷社会底线。

讲到这里，有必要那些年官媒疾呼“共享经济”与互联网创新红利，如今剪影里也隐隐映出裂痕。短期收益遮蔽风险，技术进步收紧规则，那些以为“只要手法新，法无法天”的赌徒，不断被现实打脸。

更扎心的是，纵使庭审现场的辩解努力求轻，法条的门槛从没放水。2017年的司法解释已明确，网络传播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级——比如几千部淫秽电子视频，就是“情节特别严重”，无论传播对象是谁、获取利润多寡，都难逃法网。有人质疑，这标准是不是太死板？有律师甚至点出“环境变了，量刑要不要跟着改？”可面对网络尺度不断试探、利益驱动下的犯罪升级，有哪条红线能随便松动？

这起案件还给不少人敲了警钟：社会身份、学历高低，不是违法的“护身符”。站在技术风暴口，灰产游戏再高明，终究敌不过司法铁律。

手机、摄像头背后，是谁的隐私？是法律的底线还是人性的黑暗？现实不会给答案。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