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续命大明，却落得斩于闹市

于谦，生于浙江钱塘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曾官至工部主事，父亲虽未入仕，却也是饱读诗书、心怀天下的雅士。在家庭的熏陶下，于谦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尤其痴迷经史子集，更对历代忠臣义士推崇备至。

年少时，于谦便立下了“以身许国，忠心不二”的志向。他曾在自己的书斋中悬挂文天祥画像，亲笔题字：“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这十六个字，不仅是他对文天祥的敬仰，更是他一生的人生信条。《明史·于谦传》记载，于谦七岁时，有高僧见之，惊叹道：“此儿他日必为救时宰相！” 一语成谶，后来的于谦，果然成了大明王朝的“救命稻草”。

永乐十九年，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彼时的明朝，正值永乐盛世末期，朱棣励精图治，国家安定，但朝堂之上，也已初见官僚腐败的端倪。于谦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从不趋炎附势，很快便在官场中脱颖而出。

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于谦以御史身份随行。叛乱平定后，朱高煦俯首称臣，宣宗命于谦细数其罪状。于谦上前一步，声色俱厉，言辞铿锵，将朱高煦的谋逆之举列举，句句诛心。朱高煦被骂得浑身发抖，伏地不起，连连认罪。宣宗见于谦如此有胆识，十分赏识，战后便提拔他为江西巡按。

在江西任上，于谦兢兢业业，体察民情，为百姓平反了数百起冤假错案。当地百姓深受其恩，都称他为“于青天”。他还严查贪官污吏，惩治豪强劣绅，让江西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明史》记载，于谦在江西时，“雪冤囚数百，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诏遣御史捕治”，其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于谦调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这一任，便是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他走遍了河南、山西的山山水水，了解百姓疾苦，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

他下令加固黄河堤坝，防止水患；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设立粮仓，储备粮食，以备荒年；为贫苦百姓减免赋税，缓解生活压力。 为了方便办公，于谦常年住在官署，很少回家。他的生活十分简朴，每餐只有一菜一汤，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不讲究奢华。

有人劝他多为自己打算，积攒些钱财，他却笑着说：“我手握兵权，镇守一方，只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安定太平，我便心满意足，要那些钱财何用？” 他的清廉与勤政，不仅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对他十分倚重，多次嘉奖。

此时的于谦，虽未身居内阁，却已是朝廷重臣，他的忠心与才干，被朝野上下看在眼里。没人能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而于谦，将在这场灾难中，扛起整个大明王朝的重担。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执意亲征瓦剌。当时的瓦剌，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势力日益壮大，屡屡侵犯明朝边境。朝中大臣纷纷劝阻，认为英宗不宜亲征，可英宗被王振蒙蔽，根本听不进去，还任命王振为总指挥，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于谦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多次上书劝谏，可英宗心意已决，于谦只能叹息不已，暗中做好了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事实证明，大臣们的担忧并非多余。王振不懂军事，胡乱指挥，大军行军路线反复更改，士兵疲惫不堪，粮草也供应不足。

在土木堡，明军被瓦剌大军包围，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军杀死，数十位朝廷重臣战死沙场，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人心惶惶。京城内外，一片混乱，很多大臣惊慌失措，甚至提出迁都南京，以避瓦剌锋芒。此时的大明王朝，皇帝被俘，精锐尽失，瓦剌大军兵临城下，随时可能攻破北京，亡国之危，近在眼前。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

他厉声斥责那些主张迁都的大臣：“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这句话，掷地有声，瞬间稳住了人心。于谦认为，北京是大明的都城，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都，北方领土必将全部沦陷，重蹈南宋偏安的覆辙，唯有坚守北京，才能保住大明江山。 在于谦的坚持下，皇太后和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决定坚守北京，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御事务。临危受命的于谦，没有丝毫退缩，他知道，自己肩上扛的，是整个大明的国运，是天下百姓的安危。

为了稳定大局，于谦首先做的，便是铲除王振余党。王振虽死，但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依然祸乱朝纲。于谦联合朝中大臣，向郕王进言，要求严惩王振余党。在朝堂之上，王振党羽试图狡辩，却被愤怒的大臣们当场打死，王振的家产被查抄，党羽被一网打尽，朝堂风气为之一清，也让百姓看到了朝廷抵抗瓦剌的决心。

随后，于谦开始着手整顿军务，筹备防御。当时的北京，守军不足十万，且多是老弱残兵，战斗力低下。于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紧急召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的精锐部队进京勤王；另一方面，他下令打开粮仓，犒劳士兵，稳定军心；同时，他还组织百姓加固城墙，制造武器，储备粮草，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于谦还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当时，英宗被俘，瓦剌以英宗为筹码，要挟明朝投降，索要大量金银财宝。于谦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只有拥立新帝，才能粉碎瓦剌的阴谋，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抵抗外敌。他上书皇太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郕王贤明，宜登大位，以安人心。”

皇太后应允，朱祁钰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瓦剌首领也先见明朝拥立了新帝，英宗失去了利用价值，大怒之下，率领大军猛攻北京。于谦亲自披挂上阵，坐镇德胜门，指挥作战。他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深受鼓舞，个个奋勇杀敌，士气高昂。

北京保卫战打响后，于谦运筹帷幄，指挥得当。他针对瓦剌骑兵的优势，制定了“以城为依托，分兵抵御，伺机反击”的战术。他将大军分守九门，自己亲自镇守最为险要的德胜门。瓦剌大军多次猛攻，都被明军击退，损失惨重。

在德胜门之战中，于谦巧用计谋，派少量士兵诱敌深入，然后埋伏好火炮和火铳，等瓦剌骑兵进入包围圈后，万炮齐发，火铳齐鸣，瓦剌士兵死伤无数，也先的弟弟孛罗也被火炮炸死。瓦剌大军士气大跌，再也无力进攻北京。也先见久攻不下，又听闻明朝各路勤王大军即将赶到，害怕被包围，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挟持着英宗仓皇北逃。

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胜告终。于谦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击退了瓦剌大军，保住了大明王朝的都城，避免了亡国之祸，他的功勋，足以彪炳史册。

战后，朝廷论功行赏，于谦被加官进爵，可他却推辞不受，说：“此战之功，属于全体将士，属于天下百姓，我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不敢居功。” 他的谦逊与无私，更让世人敬佩。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大明王朝逐渐恢复了稳定，明代宗朱祁钰也坐稳了皇位。

可朝堂之上的暗流，却从未停止。最大的隐患，便是被俘的太上皇朱祁镇。瓦剌见英宗无用，便派人将他送回了明朝，想借此挑起明朝皇室的内乱。

英宗回京后，代宗朱祁钰心中十分忌惮，他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皇位，便将英宗软禁在南宫，派人严加看管，这一软禁，便是七年。在这七年里，代宗重用于谦，治理国家，明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百姓安居乐业，朝堂也相对稳定。

于谦依旧兢兢业业，辅佐代宗，他从不参与党争，一心只为国家社稷，可他的正直与忠诚，却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投机取巧的官员。 这些官员，看到代宗身体日渐衰弱，便开始暗中谋划，想重新拥立英宗复位，以便从中谋取私利。为首的，便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

石亨曾因战功被于谦提拔，可他后来居功自傲，想为自己的侄子谋取官职，被于谦拒绝，从此便怀恨在心；徐有贞曾主张迁都，被于谦斥责，一直耿耿于怀；曹吉祥是宦官，野心勃勃，想借助英宗复位，掌控朝政。

景泰八年，代宗病重，卧床不起，朝政大权暂时旁落。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机发动政变，他们率领亲信，连夜闯入南宫，将英宗救出，拥立他重新登上皇位，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位后，石亨、徐有贞等人立刻把持了朝政，他们第一件事，便是报复于谦。他们向英宗进谗言，诬陷于谦“谋立外藩，意图谋反”。英宗本就对于谦当年拥立代宗心存芥蒂，再加上石亨等人的挑拨，便下令将于谦逮捕入狱。

朝中大臣深知于谦冤枉，纷纷上书为其求情，说：“于谦有功于社稷，北京保卫战若无他，大明早已亡国，他绝不可能谋反！” 可英宗被石亨等人蒙蔽，根本听不进去。徐有贞更是对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于谦的生路。

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赴崇文门外刑场，斩于闹市。行刑当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百姓纷纷跪地送行，哭声震天，无不痛惜这位忠臣的冤死。于谦临死前，神色坦然，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说了一句：“此生无愧于心，无愧于国，足矣！”

于谦死后，石亨等人还不解气，他们查抄了于谦的家产，想找出他“谋逆”的证据，可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于谦的家中，除了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一无所有，唯一值钱的，便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和宝剑。查抄的官员看到这一幕，无不羞愧落泪。 于谦的冤死，是大明王朝的一大悲剧，也是英宗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他以忠烈报国，却落得如此下场，让天下忠臣寒心。后来，石亨、徐有贞等人因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最终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