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帮义 | “君子不器”辨

关于孔子说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钱穆先生是这样解读的：“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论语新解》）意思是说，君子应该成为通才、全才，而不是专才、专家。学界类似看法还有不少。问题是，这些看法准确吗？笔者以为不然，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应该被理解为：君子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器”，还要努力追求“道”，坚守“道”。

首先，从先秦时期的词语运用来看，“器”常常相对于“道”而言（与“器”类似的词还有“技”“术”“艺”“才”，这些词也常常与“道”相对而言）。《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记·学记》：“大道不器。”《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尹文子·大道上》：“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孟子·尽心下》：“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这都是“道”“器”对举的用法。虽然“君子不器”这一说法并未出现“道”字，但结合先秦时期的词语用法，我们不难理解到它的真实意思：君子不能仅仅是“器”，还得有“道”。

其次，我们能在《论语》中找到很多内证支持这种解读。在《论语》中，我们不仅看到孔子说过“君子不器”，还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这都是在鼓励君子求道，让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强烈的使命，而不要仅仅满足于掌握谋生之技，解决衣食之忧。这些话虽然不是与“君子不器”同时说的，但它们都出现在《论语》中，对我们理解“君子不器”具有启发作用，可以互相补充。

孔子不仅以“君子不器”来修身，也用它来教育学生，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孔子与子贡的两次对话：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孔子的回答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君子需要“贤”“仁”，就像“工”需要“器”。古代士与工的社会分工不同，因而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孔子看来，士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因此对士的道德要求要明显高于工。所谓的“贤”“仁”，正是“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中的“道”，这是对士的要求，而工只需要掌握“器”即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子贡主动问老师：“赐也何如？”作为学生，子贡自然渴望得到孔子的表扬。但当孔子说他是一个“器”的时候，他似乎不满足，所以忍不住又追问下去：“何器也？”最终，孔子以“瑚琏”这种重器来比喻他，意思是他很有才。这当然是孔子对子贡才华的高度表扬，但从“君子不器”的标准来看，孔子对子贡的表扬有所保留——在孔子看来，子贡还算不上君子。子贡自然记得老师平时常常教导弟子们积极求“道”，以他的悟性，想必能明白老师的这种保留态度，因而没有继续追问。这段对话，如果不结合“君子不器”来理解，我们未必能读出人物这么丰富的心理，也未必明白孔子是用“君子不器”的道理教育子贡应该积极追求“道”而不要满足于“器”。

如果我们结合孔子对其他学生的表扬和批评，就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对子贡的态度。樊迟向孔子请学稼、学为圃，孔子很不满，称之为“小人”，原因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小人”并非指人格卑鄙之人，而是指老百姓。这段文字常常被用来作为批评孔子歧视劳动人民的证据，其实不然。在孔子看来，如果子贡是小老百姓，那么学会农业耕作这些器物层面的事情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成为君子，成为对邦国有用的人才，就必须通过学习礼、义、信等，使自身达于道的层面。孔子时代，天下兴亡是士的责任，士担负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因而他认为，士不能将眼光局限于农业耕作这种“器”物层面，而要成为礼、义、信的道德表率。因此，他希望樊迟学君子之事，也就是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器”。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与他对子贡的表扬而有所保留，在思想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君子不器”。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高于对樊迟的评价，但不及对颜回的评价。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这是孔子从“仁”的角度对颜回的表扬。比较来看，孔子“瑚琏”之评并没有直接说子贡是君子或者仁人，这个评价不如他对颜回“三月不违仁”的评价高，显示出他对子贡的表扬确实有所保留。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是“言语”科的高才生，兼善“文学”和“政事”，“德行”或许不及颜回等人，但也超出一般人，这样的人才即使放在今天也可称为通才，但孔子还是以“君子不器”为标准对其谆谆教导。很显然，孔子说的“君子不器”不是要求学生去做通才，而是教育学生追求“道”、坚守“道”。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孔子否定“器”的价值。他说过：“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子路》）所谓“器之”就是量才使用的意思，这话的前提是承认“器”的价值。可见，孔子认为为人处世不能满足于“器”的层面，但并不否认“器”的价值。不过，《论语》中对“道”的肯定远多于对“器”的肯定，显而易见，孔子更重视的是“道”而非“器”。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提出“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体现的是对“道”的追求，古代已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理解，如邢昺《论语注疏》：“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见几而作，无所不施也。”朱熹的解读大体也是这个意思：“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集注》）他们用“德”来解释“不器”，跟本文说的“道”意思接近。李零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解释“君子不器”的时候说：“器是用来载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饭，不是饭碗。”这个解释较之钱穆等人的见解更接近古人的看法，也更符合《论语》的原意，钱穆等人的见解则属于误读。目前来看，这种误读似乎还比较普遍，我们有必要指出来，以求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作者：叶帮义，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