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特赦第一批战犯：听到周振强被特赦，很多人都愣住了

1959年的冬天，北京城寒风凛冽，但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空气却热烈得仿佛要燃烧起来。

这一年的12月4日，对于关押在这里的一百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来说，是个天大的日子。因为就在这天，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进了礼堂，手里捧着一份沉甸甸的名单，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

大家都在屏息凝神地听着，心里像揣着兔子一样砰砰直跳。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从囚徒变回公民，意味着新生。当法官念到“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这些名字时，底下的战犯们虽然羡慕，但也觉得理所应当。

毕竟这几位要么是地位显赫的方面大员，要么是改造积极的“学委”。可是，当法官清清楚楚地念出“周振强”这三个字时，礼堂里出现了一阵短暂而诡异的骚动。

很多人下意识地回过头，把目光投向了角落里那个身形并不高大的身影，眼神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蒋介石的“铁杆门生”

周振强不是一般的杂牌军官，他是正儿八经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讲究的是天子门生，黄埔一期那就是蒋介石的“亲儿子”。周振强不仅是“亲儿子”，还是“亲儿子”里的“贴心小棉袄”。

他在军校时期就给蒋介石当过卫士，后来又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干过，可以说是一路跟着蒋介石起家的。

他这辈子的信条就一句话：“我是孙中山的信徒，蒋介石的学生。”

1949年，当周振强在浙江临海被解放军俘虏时，他心里的不服气那是写在脸上的。

刚进功德林那会儿，他和很多灰心丧气的战犯不一样，他昂着头，梗着脖子，一副“杀身成仁”的架势。当管理人员组织大家学习，批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时，别人不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好歹会附和几句，或者保持沉默。

周振强倒好，他不仅不批判，还公然在私底下替蒋介石辩护，说校长是被手底下这帮无能之辈给坑了。

这就让他在功德林里显得格格不入。在很多战犯看来，这人就是个标准的“死硬派”，脑子里的毒素太深，根本洗不干净。大家私下里打赌，说如果功德林只有最后一个人能出去，那肯定不是周振强，因为他这块石头，估计得放到炼丹炉里烧个七七四十九天都不一定能化。所以，当特赦的消息传来，大家潜意识里压根就没把他算在候选名单里。

硬汉也有柔情时

那么，这块“花岗岩”到底是怎么开裂的呢？其实，周振强虽然顽固，但他也是个人，是个有血有肉、讲感情的人。

在功德林的日子长了，周振强发现这帮共产党人跟他在国民党宣传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打骂，没有侮辱，甚至连人格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最让他触动的是那次生病。当时周振强因为长期的战争生涯，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有一次旧疾复发，疼得在床上打滚。他本以为自己这回要交代在监狱里了，毕竟对于战胜者来说，死个把战犯算什么？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管理所的所长和医生比他还急。他们连夜把他送到了北京最好的医院，请专家会诊，用最好的药。周恩来总理甚至还专门批示，要治好这些战犯的病。

躺在洁白的病床上，看着护士端茶送水，周振强那颗冰冷的心开始融化了。他想不通，自己跟着蒋介石干了半辈子，受了伤还得看长官脸色，怎么成了阶下囚，反而被当成了人看？

就在身体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他自己。

那是在一次劳动改造中，大家都在拆旧包装箱。周振强干得很卖力，他不小心被一根生锈的铁钉扎破了手，鲜血直流。旁边的狱友让他赶紧去包扎，可周振强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顾不上手上的血，而是蹲下身子，在大堆的废木料里翻找那根带血的钉子。

大家都以为他疼糊涂了，或者是想把钉子找出来发泄一下。结果，周振强找到钉子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弄直，然后放进了回收盒里。他对身边的人说：“这钉子还能用，不能浪费了国家的财产。”这一幕，让当时在场的管理人员深受感动。

一个曾经挥金如土、不知民间疾苦的国民党高官，现在竟然为了国家的一根钉子而流血。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不再只有“蒋校长”，而是装进了“国家”和“人民”。

他是真的服了

自从那次“铁钉事件”后，周振强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是那个整天阴沉着脸、满嘴怪话的死硬派，而是变成了功德林里最积极的劳动模范。他把在黄埔军校里学到的那股子认真劲儿，全用在了改造上。

当时的功德林为了让战犯们动起来，组织了不少劳动项目，比如缝纫、种菜、做酱菜等。很多将军虽然也干，但大多是笨手笨脚，或者是为了表现而干。

但周振强不一样，他是真的钻进去了。

他负责管理缝纫组的器材，每一根针、每一团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据说有一次，少了一根针，周振强硬是在地上趴着找了半个钟头，直到找到为止。

在思想汇报上，周振强也不再玩虚的。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跟着蒋介石走的那些弯路。他写的悔过书，虽然文笔不如宋希濂他们那么华丽，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实在。

他承认自己以前是“愚忠”，是把个人的恩义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他看到新中国短短几年取得的成就，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干得好。

管理所的干部们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人不仅仅看你说了什么，更看你做了什么。

周振强这种从骨子里的脱胎换骨，反而比那些一开始就唯唯诺诺的人更显得珍贵。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顽固的旧军人，彻底向真理低下了头。

余生报国，无愧于“黄埔”二字

特赦后的周振强，并没有选择像某些人那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而是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这个工作对他来说，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为亲历者，他肚子里装着半部民国军事史。

他拿出了当年在功德林里找钉子的那股劲头，开始整理和撰写文史资料。

他写的关于黄埔军校的回忆，关于浙赣战役的亲历记，都成为了后来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素材。在这些文字里，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衰落，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地鸡毛的旧时代。

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振强在晚年还积极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的统一奔走呼号。

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在台湾的黄埔老同学、老战友，向他们介绍大陆的真实情况，劝他们认清形势，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时候的他，才真正对得起“黄埔一期”这块金字招牌，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爱国，不是效忠某一个人，而是效忠这个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