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铁杆挚友到反美先锋，伊朗如何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惊天逆转

今天看到伊朗，脑中浮现的可能是头巾黑袍、宗教保守、与美国势同水火的形象。但是你知道吗上世纪70年代的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年轻女性穿着时髦的迷你裙和高跟鞋，男性身着色彩鲜艳的喇叭裤和宽领衬衫，酒吧、电影院和赌场灯火通明。那时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铁杆的盟友之一，地位堪比以色列，能直接从美国获得最先进的F-14战斗机（连英国、日本都买不到）。它凭借石油财富，一度跻身全球第九大富国行列，是中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19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个国家。女性重新披上头巾，社会走向全面宗教化，与美国从“亲密盟友”一夜变为“死对头”，至今仍是中东反美阵营的旗手。是什么力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一个看似稳固的“西化”王国，扭转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反美”神权共和国？

要理解伊朗的剧变，必须先了解它近代的“被操控”史。伊朗（古称波斯）地处欧亚要冲，自古就是大国博弈的棋盘。19世纪，它沦为英俄“大博弈”的角力场，被南北分治。20世纪初，英国为控制其石油，扶植军官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二战期间，因其战略位置关键，被盟军强行占领，成为向苏联输送物资的“波斯走廊”。战后，伊朗石油利益仍被英国掌控，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951年，民选首相摩萨台推行石油国有化，触动了西方根本利益。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军情六处策划政变，推翻摩萨台，将流亡的年轻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新扶上王位。自此，巴列维国王死心塌地跟随美国，成为美国在冷战中遏制苏联、掌控中东石油的“一级盟友”。

在美国全力支持下，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发动“白色革命”，推行激进的现代化改革：土地改革、赋予妇女选举权、世俗教育普及、大兴土木建设基础设施。石油财富（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暴涨）如潮水般涌入，德黑兰迅速变成一座充斥着奢侈品、夜总会和西方文化的“中东小巴黎”。从表面看，伊朗正沿着美国设计的“现代化样板”一路狂奔。

然而，光鲜的表象之下，危机的火山正在酝酿。首先，经济繁荣是畸形和脆弱的。国家财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绝大部分利润被王室、权贵和外国公司瓜分，未能普惠于民。急速城市化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底层民众和传统手工业者在现代化浪潮中被边缘化，承受着通胀、失业和房价高涨之苦。

其次，政治体制是专制和高压的。巴列维王朝名为君主立宪，实为绝对王权。国王依靠秘密警察“萨瓦克”实行高压统治，镇压一切反对声音，包括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这种“没有民主的现代化”积累了巨大的民怨。最关键的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引发了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巴列维政权试图用“波斯帝国”的荣光来凝聚民族主义，同时又强行推行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被广大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视为对伊斯兰传统的背叛和“数典忘祖”。在社会基层，宗教领袖（乌莱玛）和遍布全国的清真寺网络，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成为抵制西化、凝聚不满情绪的中心。

矛盾终于在1978年总爆发。导火索是一篇官方报纸诋毁流亡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文章。霍梅尼自1963年起就因反对国王改革和亲美政策被流放，他在民众心中已成为反抗暴政的精神象征。这篇文章瞬间点燃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令人意外的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并非城市中产或左翼分子，而是来自传统保守的宗教力量和广大的城乡贫民。他们高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将反独裁、反贫富分化与反西方文化侵略的情绪完美融合。

美国卡特政府当时正推行“人权外交”，对巴列维的专制本有微词，更严重的是，中情局严重误判形势，以为国王能控制局面，错过了干预时机。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巴列维王朝轰然倒塌。

流亡15年的霍梅尼凯旋归来，数百万民众的狂热迎接让他意识到，人民赋予他的权力远超宗教领袖范畴。他迅速利用其无上威望，主导制定新宪法，确立了“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建立了一套以宗教领袖为核心、教权高于一切的神权政治体系。霍梅尼本人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

新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彻底否定旧政权及其后台——美国的基础之上。为了巩固革命成果、转移国内矛盾并输出革命理念，反美成为新伊朗的国家意识形态核心。1979年11月爆发的“美国人质危机”（激进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52名外交官长达444天），彻底断绝了美伊关系任何缓和的可能性，也标志着伊朗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彻底决裂。

革命后的伊朗，在外交上走向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既反对美国代表的西方，也与当时苏联代表的东方保持距离。它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构建了横跨中东的“什叶派之弧”，成为地区格局的重要搅动者。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美国的长期制裁与封锁，意外地倒逼伊朗走上了艰难的“自立自强”之路。 军事上，美国断供后，伊朗凭借惊人的毅力和逆向工程，竟将当年购买的79架F-14“雄猫”战斗机维护了数十年，并在两伊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伊朗已发展出从中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到无人机在内的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成为中东地区军事自主性最强的国家之一。

从“中东小巴黎”到“反美先锋”，伊朗的逆转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内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经济政治的畸形发展、外部大国干预以及宗教力量强势回归等多种力量复杂作用的结果。它是一场传统社会对强行植入的、依附性现代化的激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