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工智能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现场座无虚席,掌声如雷,来自全球的技术精英齐聚一堂,见证一位“传奇人物”再次站上聚光灯下。
她是AMD的掌舵人,美国工程院院士,全球最赚钱的女CEO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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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中国人,但却在最敏感的中美科技战时期,把AI芯片、CPU架构甚至整个研发团队都带到了中国。
她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不是可以替代选项,是AMD的未来。”
她叫苏姿丰,一个在美国政界被骂为“卖国贼”的名字,却在中国科技圈被尊为“芯片女王”。
而在她的带领下,AMD从濒临破产的边缘一路逆袭,成为全球AI芯片市场的第二极,仅次于英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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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做对了什么?
又凭什么敢在美国政府的高压下,把技术和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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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全球芯片产业看成一张赌桌,苏姿丰这几年干的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只看赔率,不看筹码颜色。
台上一边是美国政客挥舞的制裁大棒,一边是中国动辄上万亿规模的市场需求,她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把最重要的增长筹码压在了中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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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年薪大头都是股票,账面价值动辄好几亿人民币,身家跟AMD股价死死绑在一起,这决定了她必须替业绩和市值负责,而不是替任何政治口号站队。
从华盛顿角度看,这几年对中国的高性能芯片出口政策是一圈比一圈紧:先限制最顶级算力,再限制带宽、互连,再把整机方案和云服务也拉进来。
很多公司选择干脆“避险”,要么直接停供,要么象征性留点低端货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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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姿丰的路子完全相反:她没有退出,而是主动往前凑,专门为中国客户设计“特供版”算力芯片,把关键参数一项一项往规定线下压。
以被外界反复讨论的MI309系列为例,它不是简单的阉割产品,而是对法规逐条拆解后的产物。
算力峰值压到线下、显存容量和带宽刚好不触发禁令、芯粒互连速度控制在阈值之下。
表面看起来像是“被迫打折”,但在大多数国内大模型企业眼里,这种芯片已经够用,而且比完全买不到要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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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现实的一点是,她愿意把大约15%左右的额外合规成本、审批成本、甚至潜在“过路费”都算进整体报价里,只要算出来还有利润空间,她就认。
很多美国议员对这种打法极度不爽,认为这是在“钻空子”,几次在听证会上点名骂AMD。
但从苏姿丰的角度,这只是遵守现行规则下的正常经营:法律允许的区间,就是她可以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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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产品所有参数都在管控线之下,许可证办得下来,客户愿意买单,那这就是一笔合理生意。
她最看重的是一条简单逻辑,谁能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谁就有资格参与未来的算力游戏。谁被迫自我切断和中国的联系,谁就慢慢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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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盘棋里,她并没装出什么“政治立场”,而是把中美这场博弈拆成几列数字:市场规模、利润率、合规成本、被制裁风险、品牌长期价值。
算完之后,她得出的结论很冷冰冰:承受一点政治层面的骂名,远比主动放弃中国订单要划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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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之前,AMD是一条快要沉的船。
2014年苏姿丰接手时,公司市值只有现在的一个零头不到,账上现金撑不了多久,三大业务线同时失血:PC处理器被英特尔按在地上摩擦,服务器几乎看不到存在感,显卡又被对手压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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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有个心照不宣的现实,好项目通常被男性高管分完了,女高管能接到的,往往都是这种“背锅型”烂摊子——扛过去是传奇,扛不过去就成了笑话。
她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大砍边缘项目,把有限资源全压在新一代Zen架构上。
但再好的技术蓝图,没钱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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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AMD连维持日常运营都吃紧,更别说支撑一场投入巨大的架构革命。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这边递来了一根绳子,国内急需在服务器处理器上突破,摆脱完全被美企垄断的局面,又缺少成熟的x86技术积累。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桩广为人知的技术授权合作,通过在天津等地设立合资公司,对外是帮助中国发展本土服务器芯片,对内则是AMD用授权费和分成拿到一大笔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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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上做得极为讲究,可以授权的是一定代际、一定性能以下的架构,高端核心技术留在自己手里。
可以参与的是服务器和特定领域,不能反向去冲击AMD全球主力市场。
这既满足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需求,又把美国监管可能卡脖子的地方尽量规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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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妙的是时间点,那是在中美整体关系还相对缓和的几年,科技合作被视为“互利”,而不是“安全风险”。
如果这笔生意晚两三年,只怕根本不会通过。
钱一到位,苏姿丰立刻把重心砸在Zen架构的研发和量产上,几乎是押上了公司命运。
2017年前后,搭载Zen的锐龙、霄龙系列陆续上线,性能和能效一举扳回多年劣势,性价比直接把英特尔打蒙,服务器市占率开始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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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一开始对此是半信半疑的,毕竟AMD以前翻车太多。
但财报不会说谎,营收恢复增长,毛利率稳步提高,客户名单里多了越来越多一线厂商,公司股价从几美元慢慢爬到几十美元,再到后来几百美元。
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一笔来自中国合作的“救命钱”,就没有后面Zen的翻盘,也就没有今天这位身价几十亿、被捧为“芯片女王”的苏姿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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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她所谓“和中国深度绑定”,并不是这两年临时起意,而是从她刚接盘那会儿就埋下的伏笔。
那一刻,她已经意识到,想让AMD活下来,光指望美国本土市场远远不够,必须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链和需求真正绑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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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AMD翻身站稳脚跟的时候,国际环境已经完全变了。
华盛顿开始把高端芯片和装备视为“国家安全核心资产”,一轮轮的出口管制和实体名单接连推出,中国市场被摆在了风口浪尖。
很多人以为,接下来就是“美国公司和中国全面脱钩”,但苏姿丰选了另一条更难走的路: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把那些冗长的管制条款,当成一份需要逐项满足的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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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召集的不是公关团队,而是法务和工程骨干。
法务负责拆条款:什么叫“高性能”、什么叫“受控带宽”、什么叫“不允许的互连”。
工程师则根据每一条法律定义,反推自己产品的可调整空间——频率能降多少、显存能砍多少、互连距离和拓扑能怎么改,既不触线,又能保证中国客户跑得动自己的大模型、搜索、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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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300家族里针对中国的特定版本,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每一项参数都像是被卡尺量过。
她在中国的布局也不只是“卖货”这么简单。
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地的研发和技术支持中心,一方面帮助本地客户做适配优化,另一方面也反向吸收需求。
互联网公司要的是什么样的并行能力,云厂商关心的是哪种能效比,整机厂在散热和供电上有哪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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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外国公司来说,中国只是一个“销售区域”;对苏姿丰来说,这里是她产品路线的重要反馈源头。
未来这盘棋会怎么走,没人能给出绝对答案。
中美关系可能继续起伏,规则可能再收紧,某些产品线也可能被迫调整。
但无论如何,苏姿丰已经用十年时间,把一个摇摇欲坠的AMD,变成了今天有资格和英伟达、英特尔掰手腕的关键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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